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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革命的吊詭

http://www.CRNTT.com   2014-10-21 10:22:51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0月21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革命的吊詭》,內容如下:

  世界似乎再次進入了一個激進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時代。對革命的態度,東西方表現很不相同。例如,在西方,對革命的研究(學術和政策)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主要表現為對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研究。但在亞洲,人們對革命的研究並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經濟精英想竭力回避的問題。
 
  類似的不同,主要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來,儘管西方世界的政治體制也是革命的結果,但發展到今天,具有了很大的能力來容納抗爭政治。革命不會導致政治方面的顛覆性變革,而影響到現存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生活。實際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協性政治文化的產物,發展到今天也已經成為最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會力量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社會力量(往往是底層社會力量)的抗議和反叛,改變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資本精英共同確立的。在法治的調節下,民主實際上表現為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的統治。政治和經濟精英能夠容忍社會力量的抗爭,因為不管怎樣的抗爭,都改變不了權力和財富統治這個結構性因素。
 
  亞洲社會則不一樣。在亞洲,傳統社會的革命非常簡單,就是“改朝換代”,換了皇帝,革命就結束了,生活就回歸正常。對大多數人來說,革命之後什麼都沒有變化。亞洲近代式的革命是從西方輸入,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也是近代革命的產物,但在革命之後,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就傾向於促成社會回歸傳統,重新處於平靜狀態。同時,因為缺乏妥協性政治文化和法治傳統等因素,亞洲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也非常擔憂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會促動比較大的政治變革,導致社會的無序狀態,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也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西方式的革命似乎和亞洲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如果說西方政治和經濟精英用“釋放”革命的能量(即容許抗爭政治的發生)來預防革命,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常用控制革命能量的辦法來預防革命。
 
  從全球狀況來看,直到今天,在革命方面,西方仍然處於攻勢,而亞洲處於守勢。西方各種政治力量向亞洲國家輸出革命(例如“顔色革命”),而亞洲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在苦苦抵禦著這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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