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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記者：最近一些魏晉史學者在一些場合談到，日本的中國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貴族制理論，而中國學術界在實證研究與理論總結兩個層面所作出的唯一回應，迄今為止只有《東晉門閥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魏晉史學界在重大理論問題上與日本學術傳統的一次對話。可是，僅僅從字面上看，《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並沒有提到貴族制問題，也沒有擺出理論探討的姿態，因此史學界對此書與日本學術傳統對話的性質似乎理解不足。請問這一描述是否準確？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中的論述，與日本學界關於中國中古的貴族政治理論，確實是各說各話，避開正面交鋒。另有一位美國學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稱中國中古政治為寡頭政治（Oligarchy），出有專著。我與姜當面討論過他的觀點，也未多評論。我以為各人寫書自有其精到之處，我知之不深，未必能準確品味，還是不多插嘴為好。但是上列觀點也確有我所不能認同之處，靠口水之爭未必能辨識清楚，不如獨自表述，聽由讀者判斷。我覺得迄今所知國外學者關於貴族政治的論說，一般不曾從原始資料發掘入手，一步一步推敲，求其演進之跡，而是用中國古史套用西歐歷史框架，因而難於使歷史上通下串，左右關聯。  　　記者：您強調門閥政治是漢唐皇權政治之間的一個變態，一個短暫的插曲，而且本質上並不是對皇權政治的否定，顯然是為了回應貴族制社會的學說。您對東晉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於這種對漢唐社會與政治的連續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晉以降的社會與政治並沒有真正偏離皇權政治傳統，那麼，是不是說，漢晉之際的變局，尚不足以使中國社會走向一個新方向？甚至可以說，皇權政治與制度仍然富有生機？  　　田餘慶：中外學者論中國貴族政治觀點的可酌之處，在我看來，關鍵是在對專制皇權作用的觀察角度不同。古時候，在大國規模、統一制度的中國國家中，政治紛紜，必需專制皇權駕馭。專制皇權可能一時式微，可能一時旁落，但是不能須臾缺失。在沒有被一種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專制皇權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換表現形式，卻會在不同的外殼下繼續存在，或者是繼續被利用。把皇權這個因素過度淡化，看重幾家門閥、幾個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動，而抹煞其與皇權的互動，抹煞其假皇權以行事的實際，這樣就出現了中西無別的所謂貴族政治。  　　記者：陳寅恪先生分析漢晉之際的政治，從代表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利益集團的社會階級著手，比如曹氏與司馬氏。您似乎很早就揚棄了這一思路，比如《袁曹鬥爭與世家大族》一文。到了《東晉門閥政治》，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請您談談該如何理解陳先生那個思路的局限性。  　　田餘慶：陳寅恪先生學識淵博，思慮深密，我跟陳先生學術檔次隔得太遠，想學學不到手。他的創新見解和方法，開辟新路，對他所論述的問題，後來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視野，補苴罅漏，難得跳出如來掌心。我寫袁曹鬥爭之文，實際上是承襲了陳先生的思路而有所發揮，只是那時不敢提陳先生之名，後來才在補注中說出原委。關隴本位之說是一個大學說，貫通北朝隋唐，讀過的人都受啟發，終身受益。我覺得陳先生未甚留意之處，是在運用其創見解釋後代史實時，未盡充分考慮到歷史條件的變遷，因而有時顯得準確度欠缺一點。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別，涉及階級和文化，對三國歷史形成影響很大，是創見，很高明。但當曹氏已居皇位，並且已歷數世之後，陳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異為主要理由，來解釋魏晉易代的緣故，就顯得隔得遠了一點。陳先生以其關隴本位的卓識解釋幾百年之後的牛李黨爭，也讓人感到其間歷史虛線長，缺乏實感，難得絲絲入扣。  　　細品陳先生的學說，要說歧見，只是覺得陳先生未甚關注之點，是中國古史中始終是皇權至上，皇權專制制度是運轉歷史的樞紐。儘管朝代變了，制度的外觀有異，甚至後來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權統治思想和某些機制實際上是保存在社會軀體的骨髓裡面，可以說形成歷史的遺傳基因。對這方面的認識，近年讀閻步克教授的論著，覺得他比我有深度，我很讚賞。  　　記者：《東晉門閥政治》出版二十多年來，雖不曾洛陽紙貴，但專業人士的評價卻持續走高，在當世算得一個罕見的現象。您在《拓跋史探》裡考證崔浩史案時，對史學發展與時代政治的關係感慨良深。這是不是基於先生的個人經驗與觀察？  　　田餘慶：對於古史的理論思維，越入老年越能領會宋儒所說“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輕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難於做到學者所好的論難爭持、擇善固執。我不常用“研究”字眼，而好用“探索”來表述自己的工作，這是對歷史考察的一種內心感悟，而不只是謙退姿態。謙退自然也是必要的，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底氣不足之處和藏拙所在，認准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全面看清歷史，不得不留有餘地。  　　學術是公器，個中人都要留有餘地才好。過去當作口號倡導的所謂鳴放，鼓動尖銳爭論，不過是一種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氣氛而已。對大破大立之說，我原來還有點相信，後來逐漸看透了，有點懂得學術只能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還不太敢堅持這種認識，有時還會由於自保而跟風說話。中年以後，才逐漸滋生了一種學術上的定力，找到一點不惑的感覺，言語寫作盡可能多作理性思維，錯誤也就少了一些，知道錯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認識和改正。  　　人到這歲數了，新書新論讀不進去，實際上是脫離了學術前進的潮流。咀嚼往事，傷時之思多了起來，不過也是隨想隨忘，要清楚記住是困難的。年輕人問起我的治學經驗和對史學的瞻望，我只能瞎聊幾句，沒多少新鮮話語。其實讀史越久，越多有看不懂的問題，靠後面的人接著思考。好在一代勝過一代，新資料新眼界總會產生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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