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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革命與創新

http://www.CRNTT.com   2015-11-23 07:27:55

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策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戰術安排。 　　中評社北京11月23日電／近期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財新網刊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文章表示，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策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戰術安排。這是高層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簡單五個字，它顯示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調整。 　　長期以來，出口、投資、消費一直被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更確切地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於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中的消費需求始終是短板。歷史上經過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21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和2009年四萬億三次大規模投資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近些年，全球經濟關係出現調整，國內經濟狀況也發生了相應變化，而諸如轉軌、人口、投資、資源、外資等紅利正在逐步消退，許多依賴傳統紅利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變得前途暗淡，傳統的需求管理模式下，經濟政策主要圍繞刺激投資和淨出口展開，而“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占比太小”一直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詬病之一，之後為了發揮消費需求在轉方式、調結構中的作用，積極應對國際需求持續疲軟的狀況，國家先後出台了多項舉措，但消費需求依然不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或能發揮擴張需求總量的作用，但顯然無助於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除結構性失衡、矯正經濟發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時由於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恰似強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潛在風險正在逐步增加。 　　文章指出，“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醫療甚至打車等問題無不透視著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傳統消費價格持續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馬桶蓋也要奔赴日本購買。目前中國經濟客觀需要供給升級，同時結構性分化過程正趨於明顯。相應於這番情景，過去側重總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手段的可用空間已經顯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在潛在增長率到一定的時候通過刺激需求端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熨平經濟周期。但是，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於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 　　供給的核心本質上就是一個生產函數，生產函數決定生產可能性邊界，以前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別是廉價要素投入，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自然資源等。中國正在準備從密集要素投入過渡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後再到創新驅動的新發展模式，然而中國人工、能源、信貸和房地產成本上漲、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國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對生產率提升構成挑戰。 　　文章分析，怎麼樣實現產業和產能的升級呢？大概會沿著六個方向，也就是所謂的“六新”供給進展。 　　1）新技術和新產品。這兩個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創，突破性科技或者說技術革命的出現，某種意義上說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因此需要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來集中支持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核心技術。在此基礎上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最終依托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強大帶動力的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相對於勞動來說的資本深化不斷加快的過程。如果沒有新發明和技術革新，則由於資本的不斷深化與積累，就會導致收益的遞減。在收益率遞減的規律作用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就會削弱，私人和企業就不願再繼續增加投資。相反還會削減投資，從而經濟就呈現出逐步衰退的趨勢。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靠幾次大的技術革命推動著人類社會向一個又一個新台階邁進。青銅器和鐵器工具的發明，使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從而促使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18世紀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誌，人類社會進入了機器生產的階段，即工業革命時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資本的進一步擴張與深化，促進著經濟總量迅速增長。20世紀隨著第三次浪潮的來臨，以微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等高新技術為標誌的技術創新又推動著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促使經濟高速增長，也推動了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 技術發明提高了資本生產率，否定了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在收益遞減和技術進步之間展開的競賽中，技術以數步之遙取得勝利，換句話說，至今為止，歷史就是這樣前進的。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通過加速效應實現的。根據加速原理，由於技術創新提高了資本－產量比，從而加速度也增加，對經濟增長所起的加速效應就會加大。 　　2）新模式，新組織，新業態。這塊主要就是圍繞著現在最熱門的“互聯網+”領域展開，就是用互聯網去改造傳統的製造業，通過發展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發展分享經濟，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重點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推進基於互聯網的產業組織、商業模式、供應鏈、物流鏈創新。“互聯網+”將有效的對傳統行業的進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聯網近20年的技術進步主要集中在消費領域，下一步將向生產性互聯網邁進，包括智能製造、包括生產性服務。通過“超前布局”，政府層面希望能夠帶動一批相關技術的發展。因為新技術正在從應用層向系統性延伸，它能帶動整個相關技術、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整個生態的變化。政府作出的決策不是技術上的決策，而是考慮了整個宏觀經濟的轉型升級，經濟結構向更有帶動力的未來的發展。 　　中國將在寬帶基礎設施、IPv6、物聯網、CPS、移動技術、OS等領域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聯網，增加國際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而分享經濟、大數據、“雙創”等網絡經濟新空間的拓展，將帶來中國商業模式的“輕資產”、“個性化”趨勢，進而為整個國家的產業生態乃至國民經濟帶來深刻的變革。 “十三五”規劃中的“互聯網+”就是技術經濟的一個比較綜合的體現，它是互聯網技術和各行各業的業務結合，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影響有三點：1、打破信息的不對稱性格局，竭盡所能透明一切信息。2、對產生的大數據進行整合利用，使得資源利用最大化。3、互聯網的群蜂意志擁有自我調節機制。互聯網的出現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便利。而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變革，互聯網也催生出了很多的新興行業，這些行業不僅為投資者和創業者帶來了很多新的機遇，同時也為傳統行業帶來了不小的衝擊與挑戰。以眾所周知的零售業為例，互聯網的出現，使消費者在購買商品的時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擁有更多的選擇。但電商企業在成本、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對於傳統零售商們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一些傳統零售企業，也在漸漸建立自有的電商平台。再比如，傳統的製造業都是封閉式生產，由生產商決定生產何種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來，互聯網會瓦解這種狀態，未來將會由顧客全程參與到生產環節當中，有用戶共同決策來製造他們想要的產品。也就是說，未來時代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界限會模糊起來，而同時傳統的經濟理論面臨崩潰。這也是注定要誕生的C2B全新模式。同時，對於創業者來說，漸漸飽和的傳統市場、低廉的創業成本等因素，也令他們將眼光投向了很多新興的行業。互聯網金融、智能電視、OTT……這些時下最流行，也是最新興的行業，正在對傳統行業進行“衝擊”。互聯網最有價值之處不在自己生產很多新東西，而是對已有行業的潛力再次挖掘，用互聯網的思維去重新提升傳統行業。 　　此外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來看，目前很多傳統產業的供給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產業已經達到甚至超出資源承載能力，舊模式下的支柱產業房地產的庫存壓力很大，企業杠杆率偏高也使得投資加杠杆的模式難以為繼。而這種產能過剩進而帶來增長減速和結構調整同步發生，形成負向循環，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因此，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3 )新制度。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間將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其中新一輪經濟改革的主體框架是： 　　行政體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開的基礎，通過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來確定政府和市場的合理邊界，消除不作為和亂作為，為市場伸展打開足夠的空間； 　　新一屆政府將職能轉變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將激發經濟與社會活力作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最終落腳點。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切入點，是繼續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釋放改革紅利的先手棋，是優化政府部門職責體系的關鍵之舉。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既是起點，又是重點。從這一點入手，可謂切中時弊、有的放矢。 　　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範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這會降低制度成本，從而提升制度供給水平。 　　財稅、金融和要素價格改革是最小一攬子改革的核心。價格改革的核心是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商品和服務價格，放開電力、石油、天然氣、交通運輸、電信等領域競爭性環節價格。從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深化市場配置要素改革，促進人才、資金、科研成果等在城鄉、企業、高校、科研機構間有序流動。財稅體制改革將建立全面規範、公開透明預算制度，讓政府財力運行於陽光之下；同時匹配合理的事權和支出，既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也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來揚棄和升級傳統的GDP錦標賽。金融體制改革則是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通過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機構門類來優化現有的主銀行金融體系；同時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為創新創業提供充分的支持。並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監管和風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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