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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重點是推動要素效率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10

中評社北京4月4日電／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中國正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接續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在這一階段裡，一些有別於以往的發展新特征越來越明顯。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潛在增長率下降，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升經濟長期持續發展能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重構國家競爭優勢。 　　高增長紅利衰減的根本在於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放緩 　　中國經濟日報發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文章表示，近年來全要素增長率不斷下降，中國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合理經濟增速將從 “十二五”時期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20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長趨勢緩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要素生產率（TFP）對GDP增長的貢獻不斷下降，並在2013年跌落至零值附近的歷史低位。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和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通過各自的方法計算中國經濟TFP的歷史走勢，均顯示相同的趨勢，即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0年以後，伴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我們充分享受到“開放紅利”，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蓬勃發展帶來了顯著的技術外溢效應，整體來看TFP對GDP增長的貢獻保持在4%—8%的高位。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成了一個顯著的拐點，中國經濟TFP跌落至零值附近。 　　從經濟核算角度看，經濟增長主要可以分解為五個部分：資本投入（非ICT）、ICT資本投入、勞動力數量、勞動力質量、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對五個部分的增長來源進行分解，發現結構性問題是制約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機以來的增長主要靠資本投入（非ICT類）對增長的貢獻，達到5.97%，是拉動經濟的絕對主力。除開資本投入，其他增長動能明顯乏力，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貢獻分別為0.14%和0.10%，中國經濟的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逐步衰減，全要素生產率下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經濟低全要素生產率VS高資產負債率 　　文章分析，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放緩的一個顯著表現來自於內部資本形成變化，特別是資本利用和資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們利用投資產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 （投資效率常用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表示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存量，即ICOR＝當期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增加值，數值越高表示投資產出效率越低）。結果顯示，1996—2012年期間，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平均為3.9左右，與處於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現階段的ICOR數值明顯偏高。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資金周轉大幅度放緩增加了融資需求的增長，但現金流創造能力卻大幅度下降，這勢必帶來投資效益的下滑和實體部門償債能力的下降。 　　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症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台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出現了明顯惡化。與此同時，由於“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導致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企業之中，由於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始終是無法釐清的，即便在實施自負盈虧之後，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這樣就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然而，從經濟發展潛力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長空間依然存在，在傳統要素紅利和“三駕馬車”動力減弱的新常態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尋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源和動力轉換問題。 　　以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文章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推動要素效率革命。擺脫中國經濟增長困局，首要任務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產能，著力解決“低效率窪地”問題。 　　首先，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現象，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其次，提高政府投資效率，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活動的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 　　第三，全面深化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從未來發展來看，共享經濟、長尾經濟、零成本經濟不斷湧現，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產業、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業態、新產品和新模式。為了進一步適應這種新形勢，已經出台的負面清單制度還應本著鼓勵創新、降低創業門檻的原則，加強制度供給，及時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更新限制類新建項目和淘汰類項目。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准入，激發市場潛能。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四，下大力氣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必須通過改變投資領域、方式和主體，將之引導到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以人為本地設計總體政策框架。在資源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 “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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