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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新冠疫情下的中日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20-04-20 00:05:17

三、新冠疫情與中日身份認同的進一步轉變 　　儘管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日本輿論有過一陣子與西方類似的污衊中國的聲音，但很快隨著日本也陷入疫情而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日雙方合作應對疫情的情形。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也有民間因素的助推。無論是從經濟力量對比、經濟相互依賴關係，還是從中國外交所展現出的充分的國際合作姿態，再加上社會因素的發育，中日關係走上協調合作的大方向不會改變，甚至還會進一步強化。 　　從力量對比看，當前中國已被公認為是與美國可以相互競爭的大國，日本將加速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外交範式中走出來。在日本對外政策研究中，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兩種描述日本對外政策動力的競爭性聲音，一種是以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肯特·考爾德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政策的改變主要受到美國的驅動，是一種反應式的外交。〔29〕另一種則是以日本學者通過分析日本參與國際維和行動展示自主性的外交。〔30〕經過多年的辯論之後，21世紀初的學術界仍未就日本外交政策變革方向達成一致，雖然日本已經失去了問鼎霸權的跡象，但日本也沒有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31〕正如圖1所示，進入21世紀初之後，日本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迅速拉大，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60%下跌至不足40%，此時日本從整體權勢地位上已經失去了與美國謀求地區權力的實力。然而，在這個階段，人們仍然懷念日本在貨幣領域對美國霸權的挑戰經歷，與自主和反應式外交辯論相對應的是“挑戰者”和“支持者”的身份定位難題。〔32〕 　　隨著美日實力地位的進一步拉大，日本的定位則變成更加支持美國建立的秩序，徹底從“挑戰者”變為“支持者”。2015年，在安倍首相發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聲明之前，作為“20世紀歷史和日本在21世紀的作用及世界秩序諮詢小組”主持者的北崗伸一發表了總結性的論述，認為二戰後70年來的日本外交總體上呈現出“從挑戰者到支持者”的線索，在展望21世紀日本的角色時，居首位的是聯合國改革，認為目前的安理會陷入癱瘓，日本建議擴大成員數目和修改否決權。〔33〕在日本看來，約束日本外交變得更加富有進取心的障礙不是美國，而是美國日漸失去控制力的聯合國。如果瞭解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上，中國與日本的意見分歧仍然很大，就不難明白北崗將這一條作為首要因素背後的深意，中日加強合作有可能緩解日本的這一約束。 　　與北崗將戰後70年日本外交定義為從挑戰者轉向支持者不同，豬口孝則以15年為一個階段概括戰後日本外交的5個階段性變化:贊成聯盟與反對聯盟（1945-1960年）、吉田路線還是免費搭車（1960-1975年）、美國的系統性支持者（1975-1990年）、全球民生大國（1990-2005年）以及全球普通大國（2005-2020年）。按照豬口孝的邏輯推理，在2005-2020年間，美國仍然是等級體系中的首要大國，美國治下的和平仍將持續，“任何關於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復正常權力地位的討論，都必須牢牢地放在其與美國關係的背景下去考慮”。而所謂“全球普通大國”，最實質的一點是在維持美日同盟的基礎上，提升日本的權力地位，主要政治途徑是改革聯合國和修改憲法。〔34〕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學者討論美國相對衰落前景時，理查·羅斯克蘭斯也曾提出“美國作為一個普通大國”的口號。〔35〕因此，無論是北崗還是豬口孝，其實都反應出一個現實，一個實力地位下降的日本（普通大國）更要堅持與強者為伍。 　　當美國權勢地位相對下降，中國力量相對上升時，日本就可以分出不用於隱忍、平衡美國的一部分力量，而是以一個支持者而不是一個挑戰者的姿態參與中國的崛起。中國學者的分析表明，2012年以來的安倍政權在外交安全領域，“相對於美國的自主獨立意識和政策舉措都明顯走強”。〔36〕有論者認為，與其說日本實行對沖，還不如說是傳統的平衡戰略，日本加強了本土威懾能力、支持美日同盟，同時增進地區安全關係的多樣化。〔37〕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種自強，主要是日本安全戰略謀劃中日益考慮中國角色的結果。更年輕一代的日本學者提出，傳統上美國是日本形成自我意識的參照系，而現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成了日本民族主義的焦點”。但與美國呈現出自由、民主形象不同，中國作為他者的形象是不民主、不願意遵守國際規則的“消極者”。〔38〕隨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展現自信、合作與開放的姿態，那麼這種意向是可以進行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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