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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越勝:輔成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11-10-30 09:58:45  


    
  過一周,先生又來上課,第二講從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門尼德。先生有意把這兩人放入一個單元,這樣可以結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赫拉克利特的讚揚來反觀巴門尼德的思想。先生認為赫拉克利特實際上是把人當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來觀察,可以稱得上是個自然的一元論者。他從自然界的變動不居推論世界本質是永恒的變易,我們可由此推廣至人類社會也充滿了變易。對立面的鬥爭與統一是這種變易的表現形式。當時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陳述的原則。那時我尚不知道毛澤東的《矛盾論》大半借用蘇聯黨校的哲學教科書,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辯,縱接希臘,橫貫東西的大哲學家。 
   
  課間休息時,我把準備好的字條交給先生。我的問題是因讀列寧的《唯批》而起。那時毛澤東的《實踐論》是讀哲學的日修課,在辯證唯物論的真理論中,實踐標準是至高無上的。列寧在《唯批》中卻認為實踐標準並不是絕對的,它永遠不能達成對真理的完全證實。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也有類似的表述。若從康德哲學論,《實踐論》中所談的實踐之為真理標準仍屬知性範疇,它不過是知性運用範疇統一感性材料的過程。而列寧對實踐標準絕對性的保留卻與康德界定理性認識能力相通。既然實踐之為感性活動不能絕對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體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這個想法在當時有點大逆不道。但難道不正是先生講到了哲學的愛智本性嗎?就算因無知說錯了,想先生也會寬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問題,說你讀書很仔細,這個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下次我帶些材料給你,有些問題書讀到了自然就解決了。先生的這句話讓我受益終生。後來讀書治學每逢難解之處,就想起先生的話。 
   
  那天課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講巴門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門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個音節上。在第一個音節上還帶上點“兒”音,聽起來很特別。我一下子就記住了這種讀法。後來讀西哲史,對巴門尼德的稱謂總是隨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門尼德的思想,雖然也批評他的僵化的唯心主義存在觀,但卻告訴我們巴門尼德在哲學史上是承前啟後的人物,他對存在的解釋開啟了本體論的先河。 
   
  先生的講課激起了我“狂熱”的求知欲。從前以為自己還是讀了幾本書的,在廠里小兄弟之間也有點賣弄的資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當了回事兒。聽了先生的課,才知道自己簡直就是一張白紙,至多上面揉出了幾道褶子。於是痛下決心要刻苦讀書。可那時候,找書難呀!就先生講過的這些內容,背景知識就涉及希臘歷史、文化史、人物傳,哪裡找去?清河鎮上有個小飯館,是我們常去喝酒的地方。對面是個新華書店,進門一股子土味兒。陳列社會科學書籍的架子上就那麼幾大色塊:深藍 ——馬恩全集;鮮紅——毛澤東選集;深棕——列寧全集;屎黃——斯大林全集;暗紅——馬恩選集。一次和同學在小飯館喝完酒出門乘興進了書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發展史概論》,算是難得的收獲了。 
   
  又到先生來上課的時間了。現在每周就盼著聽先生的課。先生很快將希臘哲學梳理了一遍,跟著開始講授羅馬哲學,盧克萊修、琉善一路道來,讓我如沐春風。那天課間休息,先生在門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過去,見先生從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書,說康德的著作不好讀,藍先生的譯文也不好懂。大約是前次他問起我讀了康德的哪些書,用的誰的譯本,我便如實講了。先生輕拍手里拿著的那本書,說這本書講得清楚,譯文也順暢些,你可以讀一讀,有問題再討論。我接過書,厚厚的一册,書頁有點黃,是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倬然譯,商務印書館出的。我謝過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見書中夾著一張紙條“供工人師傅批判參考”,心頭一緊,才意識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著風險的。 
   
  七五年,文革已經氣息奄奄,但正因其將死而愈見凶險。先生這一代人被肆意淩辱二十餘年,校園中也多見弟子反噬恩師的孽行。我與先生僅幾面之緣,片刻交談,先生便將這屬於“封、資、修”的書籍授我。這絕非先生對我這個毛頭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問題引先生“技癢”,那是久違了的“思想的快樂”。先生夾個紙條來遮人耳目,卻掩不住幾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後來年歲漸長,閱歷略豐,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業的人,大半有犯難而上的勇氣,正如蘇格拉底寧死也要對弟子講完最後的思考。當海德格爾深悟到“思想之業是危險的”時候,他絕想不到中國的運思者面臨的是雙重的危險:理念與人身。 
   
  自當局四九得鹿,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洗腦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詈詞橫行,邪說盈庭。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仇,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談及學理的機會,先生便不願放棄。後來讀到先生寫於一九三八年外敵入侵時的文章《中國文化對目前國難之適應》,更明白先生的舉動是他畢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說:“古代希臘人雖然一個也沒有了,但只要人類還存在著,他們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動力之文物,流傳下來,就會給我們後人以莫大的啟示、鼓舞和慰籍。我們很可感覺到幾千年前的人類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靈魂與人格,與我們息息相關,並對我們殷切關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書認真讀了,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理數有了粗淺的了解,但對先驗辯證論一節總覺模糊,以為康德論述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總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讀書問題越多,課下我向先生表露了這個意思。一次課後送先生下樓,先生突然說,你有時間可以到我家里來,這樣可以多些時間談談。說完遞給我一個舊信封,是別人寄給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學朗潤園十公寓204”。先生說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課時來,我總是在家的。我極喜能有機會再聆教誨,便把這個舊信封仔細收好,心里盤算著哪天去叨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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