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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邊界30年

http://www.CRNTT.com   2008-12-10 00:06:33

就在這次反偷渡會議上，就逃港的性質和原因曾一度出現尖銳的爭論：到底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但李定說，基層幹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窮，只是過去沒人敢在高級別的會議上說出來。 　　後來過了很多年，他們才瞭解到，鄧小平在1977年到廣東視察時就講明：“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9年初，楊尚昆也來到了廣東，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等職。他和習仲勳在延安時期就很熟悉。 　　楊尚昆下去調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習仲勳一樣，他對“文革”後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們的國家搞得混亂不堪，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現在還有百分之幾的人吃不飽，有的地方甚至還有賣兒賣女、大量逃荒的，國家搞成這樣，令人痛心。” 　　楊尚昆同樣要求地方幹部把生產搞上去：“現在最苦的是農民，首先是讓農民喘喘氣，休養生息。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首先把農業搞上去，爭取農業大豐收，讓人民吃飽肚子。”整整10天，楊尚昆先後前往佛山、順德、中山、珠海、斗門、臺山和新會等縣，向社隊幹部和農民瞭解情況。 　　持續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視。1979年6月10日開始，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會議，研究廣東反偷渡外逃問題。 　　代表廣東省委彙報的寇慶延最後請中央指示。李先念說：總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發展生產。再就是要懲辦一些，這是輔助手段。“生活問題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發展生產，才能安定人心。”這些話記錄在編號為“粵辦字〔1979〕58號”的文件裏。 　　中央的思想傳達到廣東，與習仲勳、楊尚昆想法不謀而合。在惠陽地委的反偷渡外逃會上，習仲勳對大家說，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與香港那邊還有相當差距，也可以穩定人心，大大減少外逃。 　　這個講話隨後被印發到廣東省各地政府，成為調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據之一。 　　發展生產第一個是調整種植計劃。1979年秋，剛剛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糧食自給的前提下，可適當調減糧食種植面積。 　　結果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是原來的10倍。農民不僅減少了負擔，還增加了現金收入。 　　那時分管寶安財貿工作的李定說，他本想帶著蓮塘的幹部養雞，但超過5只就是資本主義。“這邊不行，我們就去新界養雞。” 　　雖然農民都可以憑《過界耕作證》進入香港，但是必須早進晚歸。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慶延請到蓮塘的大隊辦公室，說要在新界建個養雞場，靠生產治外逃。他希望寇慶延給個政策，允許20個養雞場工人長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這20個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這20個人就是逃港了。” 　　寇慶延當場在李定的報告上簽了字。李定就帶人在新界搞了20萬隻的養雞場，規模當時在全國都是罕見的。 　　廣東當時另一個新措施就是“五定一獎”，即定勞動、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產量，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 　　在這種體制中，勞動力越多的農戶發展就越快，過去靠逃港寄錢養家的家庭慢慢沒有了優勢。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來種地搞養殖。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鐘的宣傳典型。她的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後來因為磨豆腐、養豬、養雞，勞力不夠，就把兒子叫了回來，最後一家就養了一萬多隻雞。 　　李定說，到1983年前後，回鄉定居搞種養的外逃農村青年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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