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

蔡定劍：中國改革的新動力

http://www.CRNTT.com   2009-01-16 05:48:58

第一，在選舉制度方面實行了差額選舉。從人大代表到國家領導人副職都實行差額選舉，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職在法律上也實行了差額選舉。還實行了代表跟選民可以聯名提名的制度，過去基本上是組織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現學生主動站出來競選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較典型的競選人物，在圖書館和飯堂前面有一些演講，贏得一些掌聲。　 　　第二，加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制度建設，增強人大常委會的能力建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為了一個主要的立法機關，而且這個立法權在某種程度上比代表大會的還要大。全國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國家制度和重要經濟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且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可以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部分修改全國人大的法律。第二、設立專門的委員會。我們知道專門委員會對議會的作用，《國會政體》的作者威爾遜有一句話，專門委員會是行政中的國會，沒有專門委員會議會不可以做事。  　　第三，擴大了地方的自治權，設置了常委會。82年憲法裡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地方建立了一個常設的議會。在西方很多單一制的國家都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它有立法權，這個權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國家的憲法法律不相抵觸，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國家沒有列的他也可以做。當然我們習慣於中央集權的思維方式，總是看到上面領導有什麼指示才立法，這不是憲法制度的安排。其實我們地方立法權比英國、日本、法國單一制的國家的自治權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國專門研究過英國地方自治的問題，英國到1999年才開始權力下放，原來地方沒有議會，沒有立法權。　 　　第四，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解決了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就解決了領導人權力搬遷轉移的問題。1976年主席逝世的時候，我們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國家怎麼辦啊。那年很多人排隊買黑紗，整個國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交接，我們不可能有這30年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我認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82年憲法固定和總結下來的。　 　　接下來，由於自由、開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來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褲、跳舞，聚集在一塊，這些事情都來了，包括一些社會治安的問題。82年8月份，全國人大第二次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決定》、《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決定》，我們把這個叫做嚴打。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可以看到關於人性與人道主義的兩種思想在交鋒。83年4月份，發生了關於人性與人道主義的爭論。周揚是當時的中宣部長，他在中央黨校做了“關於人性與人道主義”的報告，批評檢討我們過去對人性、人道主義的問題太左了，後來遭到了黨內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對。關於周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很有名的作家，也是57年反右災難的製造者。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反思得比較深刻。1984年，胡喬木針對人性、人道主義的問題做了一個報告——《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在86年9月3日、13日、29日、11月9日，鄧小平連續四次談政治體制改革。他先後指出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改革內容首先是要黨政分開，要解決黨如何領導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權力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第三個是精簡機構。86年進一步提出，我們要講民主，但不要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搞三權鼎立那一套。　 　　這是中國第一階段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反思我們國家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個人集權和個人專斷的問題，要解決中央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改革的動機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樣的事情不再發生，我們不應該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種亂批人、亂鬥人、亂抓人的思想，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改革的特點是以傳統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導發起的一場又一場觀念的變革。比如關於人道主義、異化問題，實際上是在哲學層面上談人性、人道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挖掘人道主義的因素，用這樣一些東西來啓蒙社會。　 　　在前十年的過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領導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學生、社會、知識分子也在講政治體制改革。但這兩種政治體制改革有不一樣的內涵，在知識分子、學生看來，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競選這些東西。但是政治領導人層面上的民主，是在我們現有制度下，怎麼能够發揚一些民主。人文知識分子強調的觀念頭腦風暴的改革，與權力驅動的改革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沒有權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東西是好的，學生也完全不了解西方，這種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發動、推動，這次改革成功體現在82年憲法裡面。改革的普遍共識也是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協調。　 　　1989年以後有幾年，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都處於徘徊的狀態。92年，鄧小平南巡打破了這種局面，一下子把經濟體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場經濟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這期間發生了蘇聯東歐的解體的事件，給中國老百姓，特別是領導人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也是我們下一場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東歐解體以後，很多人認為中國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收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提出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我們什麼事都幹不成；在經濟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發展政策。一心一意發展經濟，在國際上採取韜光養晦的政策。　 　　從92年到現在16年，中國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總量第四的國家，在世界上成為了一個巨人，中國的富豪榜在增長，在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到處購買外國的銀行、企業、保險公司，我們有數千億的投資。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