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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11:14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很快結束了 　　如果說 “五四”是全盤反傳統，乃至導致了後面的“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的鏈條上很難找到印證。“五四”和“文革”之間沒有任何可以連接的地方。“五四”強調的核心詞之一就是獨立的個人主義；五四時代最流行的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打壓的對象。那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幾歲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劉師複——他不要政府，幹脆連姓也不要了，就叫師複。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還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澤東也曾被吸引。這股思潮只開花不結果，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經的意義和價值。追求無政府主義的本身也是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訴求，不是簡單地去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天堂。五四時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點邊緣，因為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就不太把政府說的話當回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並不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裡，總統、總理、總長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這裡——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離的。人們跟政府之間，跟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相對游離的狀態。我們還不能說那時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會，但至少有相對獨立的個人空間，有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從經濟上看是這樣，從文化上看是這樣，從政治上看也是這樣。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多元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  　　若概括 “五四”的特征，第一個重要特征當是社會的出現，或者說社會的解放。我們現在也講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但最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的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 　　第二個特征是語言的轉換。雖然文字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背後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文言思維和白話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文言相對更具有貴族性，是少數人擁有的權利，而白話就是口頭隨意說的話。一個時代選擇一種語言作為主要語言，思維方式也必會隨之相應改變。 　　第三就是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國已廢除了科舉，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價值評判體系還停留在科舉時代，還是“學而優則仕”。只有到了五四時代，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才開始多元化。一個人上了新式學堂，留洋回來有無數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銀行當職員，可以去工廠做工程師、做管理人員，也可以去學校做教師，可以做編輯、記者……不再是幾千年來那種“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單一模式。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才會產生新文學、新思潮。  　　整個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誌。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在我看來《太平洋》的價值不亞於《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的政論性雜誌，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當時曾經非常熱鬧，《太平洋》上幾乎每期都有這樣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誌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他們到底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五四”，那我們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我個人有一個猜測，1949年以後我們對《新青年》 頂禮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當時所有報刊的程度，應該跟《新青年》後來的轉變有關。1920年以後《新青年》變成了一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雜誌，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確的光環，其他重要報刊卻被慢慢地淹沒、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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