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村官 對中國大陸農村影響深刻

http://www.CRNTT.com   2009-10-09 11:27:21

中國大陸目前已有十三萬大學生“村官”分佈在各地 　　中評社台北10月9日訊／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建甫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大陸觀察－當新村官投入中國農村”一文，作者表示：“從越來越多的省分或地方徵選村官、越來越熱絡的中國村官論壇，年輕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熱情、理想與具體的行動在改變傳統的農村政治。不管是農業技術、公共衛生、肥料、土地、稅負等中央政策宣導時，或者只是簡單的串門子、排解糾紛、建立與地方的人際關係。這一批新村官正逐漸在由下到上，透過地方選舉，緩慢地在推動中國地方的民主化，甚至，極有可能繼共青團之外，成為引領中國的明日之星。”文章内容如下： 　　當舉世關注中國六十周年國慶閱兵，討論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之際，中國大陸媒體卻以專欄揭露方式，報導在閱兵預備役方隊中，幾位年輕“村官”的故事，並彰顯這幾年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中國農村建設的成果。  　　在中國大陸，“村官”並不是真正的官，通常是指在村民或居民自治組織推選出來的管理者。根據中國民政部二○○九年第二季度最新統計顯示，全中國有六十萬個村委會和八．四萬個居民自治委員會。絕大多數村委會和居委會主任都沒有公務員身分，當他們換屆或任期滿後，就跟農民或普通老百姓沒有差別。  　　農村基層黨組織一直是中共在農村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然而，受限於財政壓力與體制，從縣以下包括鄉村幹部，都必須自己籌錢。根據重慶市政法委有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村官的腐敗問題引發群眾信訪，佔中國民眾信訪總數的百分之七十，惡人治村的故事層出不窮。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就嚴厲的批判中國的村官對地方行政與民主化的衝擊。  　　為了解決中國大陸農村貪腐與無能，以及徹底解決農村幹部人才弱化的問題。因此，在“服務新農村建設規劃”裡，除了支薪來積極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農村工作外，更積極從制度面，來給基層幹部一個向上發展的管道，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希望把農村的“根”－地方菁英給留下。  　　到農村當村官，對一胎化社會，能進入高校就讀的天之驕子而言，似乎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與大學生就業困難環境下，有八○一九名大學生報名競爭蘇州市二二○名村官，場面絲毫不亞於公務員報名。在國際金融風暴下，蘇州村黨總支書記年薪十五萬，其他村官平均工資為八、九萬，村會計的年收入也在十萬以上，即使被視為艱苦鍛練崗位的村官，蘇北地區村官的年薪也還有五、六萬元。  　　不像政府機關裡，充斥地所謂“三門幹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再進機關門），村官除了須具備理論背景與文化素質外，更希望能夠培養出台上能演講，台下能談心；能出國招商引資，也善走街、串戶、排解民怨、爭取民心的能力。相較於傳統農村無能、貪腐的村官體制，這批新村官無疑為中國大陸農村政治投下一顆震撼彈。  　　從越來越多的省分或地方徵選村官、越來越熱絡的中國大陸村官論壇，年輕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熱情、理想與具體的行動在改變傳統的農村政治。不管是農業技術、公共衛生、肥料、土地、稅負等中央政策宣導時，或者只是簡單的串門子、排解糾紛、建立與地方的人際關係。這一批新村官正逐漸在由下到上，透過地方選舉，緩慢地在推動中國地方的民主化，甚至，極有可能繼共青團之外，成為引領中國大陸的明日之星。  　　當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制度化手段，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畫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輕村官時，台灣政府又做了些什麼？  　　在八八水災後，看到年輕人的熱情與行動力，紛紛投入災區救援的工作外，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與地方菁英，根本沒有能力應付突發事件，也無法承擔隨後的災後重建任務。災後重建工作再度凸顯地方社會資本匱乏與自治能力的不足。在資源長期被地方派系把持下，在外的年輕菁英不願意回鄉，即使回鄉服務，也苦無機會出頭的惡性循環下，讓鄉村治理幾乎淪為政黨政治下的犧牲者。  　　在新直轄市成立後，鄉鎮地方政府將漸轉型為官派地方首長政府。地方派系掌握政治資源的力道勢必將逐漸降低。我熱切期待台灣也能夠透過制度化，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畫地招募、培育更多屬於台灣的“新村官”，而非“三門幹部”或只會考高考的官員，返鄉為民眾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