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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看東歐轉軌

http://www.CRNTT.com   2010-04-21 08:38:11

至於經濟轉軌問題，在與查理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雅德維加•沙黛沃娜座談時，她也提到捷克國內都在批評克勞斯所搞得“證券私有化”，似乎責備的聲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幾乎沒有一個階層是滿意的，如果單看報紙和民調，似乎“90年代搞的‘證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但“誰也無法證明如果不這樣做會有比這更好的辦法”，當初不這樣做，有沒有更好的？似乎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這只能說明它的信息透明和公開。捷克和別的國家不一樣，捷克在1918年立國時，一直到蘇聯陣營之前，就繼承了奧匈帝國80%的工業產值，這樣的國家是有自豪感的，而且和波蘭、匈牙利不一樣，他們的宏觀經濟比較好，不願意像匈牙利那樣，敞開大門一切全賣光。我說“現在還不是殊途同歸，基本上是一樣”。她說“這個過程如果是略去了，如果沒有起點平等，直接奔向結果的話，捷克人是無法接受的”。我說“你們的私有化還沒有我們的產權明晰化搞得快”。她說“對，的確如此，但是每一個博弈過程，都是充分展開的，交易成本的確比較高，但現在已經左右輪流坐莊坐莊這麼多回，沒有任何上台的一方對過去私有化的過程進行過質疑，就是因為博弈非常充分。 ” 　　如果一開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無法接受的，因為捷克曾經以奧匈帝國21%的人口繼承了80%的工業的歷史輝煌，而且共產黨時期對外收支比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樣靠變賣國有資產來還債，也沒有波蘭那樣強大的工會要照顧企業的內部人利益，而本國人又沒有能力購買國有資產，所以才有了全體國民平分的“證券私有化”，這個出發點並沒有錯。大家批評很多的是後來“捷克模式”暴露出來的問題。人人都關注“大衆參與討論”與“事後諸葛亮”式的批評，恰恰反映了“大衆私有化”的“大衆性”。 　　給外界造成負面印象的另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反對派批評得很多，反對派都有自己的媒體，所以反對派為了證明政治對手有錯誤，他們到處找證據，他們也是最有力的監督方法。 　　我曾經問過他們怎麼治理腐敗，他們有四個法寶，第一就是反對派，第二個新聞監督，第三是宗教，第四是才是高薪養廉。反對派經常會抖出一些猛料。波蘭劇變前的政府發言人烏爾班辦了一份叫《不》的報紙，我一直以為那是一個黃色刊物，因為裡面經常有一些不堪的照片；波蘭的第三大報所有人都拿著，你在地鐵上都可以看得到。後來他們告訴我是專門揭露政府高官私生活的一個報紙，在老百姓當中很受歡迎，這些人的本事特別高，能無孔不入，再秘密的事他們都能找到。這也是一種監督。當然，一方面老百姓想要看看高官的隱私，另外的確也是一個監督。 　　另外，執政者說自己好話的時間也不多，因為是議會政治，輪流坐莊，執政時間很短，上台者要說明前人留下的爛攤子與自己的政府能力無關，臨下台時又要為自己推卸責任，所以說好話的時間委實不多。反對派批評也罷，媒體批評也罷，為什麼有時候政府自己也不給自己說好話，因為政府自己經常要推卸責任，比如說金融危機，很多人都傾向於誇大它的影響，對政客來說這個責任是不可抗拒的。四年當中“兩頭各刨去一年忙競選，中間兩年中有一年適應期，真正管事的也就一年，還等不到大展宏圖就又面臨選民選擇，政府如不能像變戲法一樣做到‘吹糠見米’的政績，又會成為民衆選擇的‘新的排列組合’的對象”。 　　對執政黨來講，他們可以找到借口的是，接手的基礎就不好。從政府的角度看，可以不承擔連帶責任。很多人也批評，四年一換換得太快了。我問當地的老百姓，如果只有兩種選擇，只有舊體制下和四年短期的選擇，你們選哪一個。很多人還是選了後者，後者第一是一個減壓法，第二是公共權益的表達渠道，老百姓不滿意，可以把別的政黨選上來。 比較的對象、時間、標准不同 　　還有一點，他們比較的對象、時間、標准與我們不同。我們主要是和自己比，我們建國60周年的時候報道是以1949劃綫，以1949年作為一個起點，表明我們發展了多少倍數，讓人看了很有成就感。他們的設定從來沒有以1918年建國劃綫，也沒有以二戰勝利的1945年劃綫。他們跟誰比，他們跟老歐洲比，他們老說自己的福利跟老歐洲有什麼差距，購買力和總產值沒有達到老歐洲的平均水平等，從這一點看，他們的眼睛只向西看，不向東看。再加上現在身份簽證，只要你進入東歐一個國家以後，在這些國家根本就不需要簽證，人員流動非常方便，這些國家跟大歐洲聯邦一樣。我們最多的一天，連穿四個國境，感覺這個國家太小了。這次波蘭總統罹難，他們那麼小的國家坐火車去也就幾個小時到斯摩棱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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