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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閻錫山

http://www.CRNTT.com   2010-07-18 11:36:14  


 
  在3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東三省後,開始籌謀“華北五省自治”,想讓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組成聯合自治政府,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山西,因其戰略地位、煤鐵礦產,以及閻錫山的影響力,成為這盤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與其說客不斷做閻錫山的工作,請他掛帥五省。但任憑軟硬兼施,他總是一副太極身段,“極力忍耐敷衍”。他“不出頭”,但也沒置身事外,因為他知道,總會有人出頭,那對華北乃至中國的危害總會禍及他的地盤。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方面的壓力加諸其身,閻錫山自喻為“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反複權衡之後,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選擇。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這時候到達山西,接管了犧盟會,在這條特別的統一戰綫上,跟閻錫山合作、周旋、智鬥了8年。當時犧盟會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縣政權,新軍發展到40個團10多萬人,撐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譽為“敵後抗戰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對這段歲月作過生動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處。如他說服閻錫山釋放關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讓那些愛國、有為的青年恢複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陣營。範長江在1937年2月有過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記述:

  我到太原的時候,正舊歷正月十五前後,一切舊式的游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起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卻完全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唱歌和演戲材料,或是已經成為抗日救亡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間,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反侵略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不能等准備的力量足以抗戰時再抗戰,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趕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強並駕齊驅了,然後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複回來”,“只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

  他提出的對日“實行持久戰”、“宜在有利之地形與之作戰”和八路軍的實踐不謀而合。

  在與傅作義共同領導綏遠抗戰時,閻錫山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綫。晉綏軍將領、學生、商人,隨即紛紛解囊。

  凡此種種,包括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表現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舉動。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閻錫山的同鄉,且在閻創辦的省立國民師範讀過書,是閻的學生輩。1937年9月他作為“向導”,與周恩來、彭德懷等赴太原同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抗日的事。這次交道,令閻錫山對周恩來頗為佩服,事後他對薄一波說:“周先生對抗戰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贊:“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

  在雁門關視察地形時,周恩來與閻錫山有過這樣的對話——

  “如果日寇攻到這裡,你准備怎樣打?”周問。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閻答。

  半個月後,由閻錫山籌劃,林彪、聶榮臻指揮的115師在平型關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八路軍抗戰以來第一個勝仗,也是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殲敵並首次勝利的戰鬥——盡管它無力扭轉中國軍隊在整個平型關戰役的被動局面,無法改變對日作戰的一連串失利及太原的淪陷。

  節節敗退的過程中,閻錫山有過騎著毛驢撤退的經歷,也曾賦詩抒懷:夜向吉縣行,昕水百餘經。行人身半濕,殘冰伴稠星。

  正因為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後,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更有人暗指,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首禍”。

  閻錫山真心抗日的同時,蔣介石卻橫下一條心:攘外必先安內。他不斷調遣閻和張學良帶兵“剿共”——讓晉軍奉軍與共軍彼此消耗。閻、張同病相憐,深感再這樣下去只能兩敗俱傷、國家大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國家。

  一年之內,張學良5次飛抵太原跟閻錫山“共商陝北剿匪事”,雙方小心翼翼,邊試探邊由淺入深、由虛而實,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蔣50壽辰,閻錫山就停戰問題進言,蔣厲聲道:“你們只答複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還是你們該服從我?”閻錫山對張學良說:“漢卿啊,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看機會慢慢做吧。”

  42天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面對國家危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較好選擇。毛澤東在寫給閻錫山的信中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事實證明,閻錫山多方斡旋調停,功不可沒。

  至於1940-1944年間,閻錫山與日本人頻繁的接觸,通常被指斥為“勾結”,事實上,是一場無甚進展的討價還價和軟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閻的身份、資歷和地位令山西乃至華北脫離重慶政府,而閻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時克服自己的困難,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趙戴文曾向閻說,“以後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閻回答說:“我有我的主張,我為了存在,利用他們,絕不會走那條道路。”

  談判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日方代表花穀正極不耐煩,對閻錫山拉扯起來。閻畢竟是讀四書五經長大的,盡管難堪,也只是皺起眉頭。

  日本軍方回憶錄裡,閻是個“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虧、難以揣度的人物”。在日軍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誘降中國軍隊的計劃中,閻錫山這部分代號為“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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