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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就是培育新經濟增長“紅利”

http://www.CRNTT.com   2010-07-28 07:44:56

再次是“人口紅利”。一個國家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高的時期，生產力高而社會負擔輕，往往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根據聯合國的計算，中國的撫養比（每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的60歲以上老人和14歲以下小孩的數量）從1975年的0.87%下降至2010年的歷史最低點0.47，然後將逐步回升。此外，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釋放，也為中國企業充分享受開放紅利創造了條件。2009年末農民工人數達到1.5億人，而1997年是4000萬人。勞動力供給的充沛，使中國企業得以長期保持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 　　最後是“資源紅利”。說起來，與人口規模相比，中國的資源並不豐富。但是長期以來，生產要素價格嚴重低估。寶貴的稀土資源被賤賣，是資源管理亂象的極端案例之一。據估計，2008年中國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環境被低估的價值分別占GDP的2.7%、3.5%、0.9%、0.7%和1.8%。上述要素價格的低估，客觀上進一步放大了企業的成本優勢，代價則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持續下降和對環境的嚴重破壞。 　　文章指出，上述紅利雖然不會一夜蒸發，但正在迅速減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將逐步下降。 　　其一，中國已積累了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美國GDP的12%，導致了伯南克所謂的“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s glut）。金融危機後，隨著美國經濟體系的去杠杆化，中國出口順差將漸次收窄。同時，FDI雖然持續流入，但占GDP比重從1998年的4.5%下降到2007年的2.5%左右，推動力有所減弱。 　　其二，劉易斯拐點隱現，勞動力轉向有限供給。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轉變以及不斷增強的工會談判地位，意味著未來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攀升，向合理水平回歸。中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將從2001年的7%上升到2026年的14%，步入老齡化社會。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我們將面對“未富先老”的挑戰。 　　其三，資源承載壓力已臻極限。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單位GDP消耗鋼鐵、銅、鋁、鉛和鋅的數量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結果導致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大漲的現象，特別是鐵礦石、石油等戰略性資源，加大了經濟發展的成本。此外，江河湖泊水質的惡化，給居民造成了嚴重的健康危害。此外，在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下降的同時，基尼系數卻一路攀升至0.5左右，接近美國的水平，繼續攀升將威脅到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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