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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殷海光的一場論爭

http://www.CRNTT.com   2010-08-15 09:33:01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雷震案以後，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對殷海光的控制，我們可以以一事為例。據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教授回憶：大約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國文化大學邀請我去作兩次講演，講美國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第一次講演中，殷先生來了。我講完之後，殷第一個發言，問題好像是講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其真正的立國精神何在。他說先說說他自己的觀感，他說完之後我也再說了一些。此後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說我的第二次演講因某種原因被取消了。後來才知道，殷已無公開發言的機會，即當局對他的壓力已經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開露面，有接觸群衆的可能性的時候，就馬上予以阻止”。 　　事實上，在雷震案之後，剛過四十的殷海光真的似乎是“不惑”了，歷盡滄桑的他對於現實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後，他重新回到了學術。在研究之餘，他將希望寄之於青年，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個好的啓蒙人物：介紹好的讀物，引導大家打定基礎，做將來高深研究的准備”，他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學說：‘我沒有學問，但能使你們有學問。’” 　　殷海光曾說過一段很“狂”的話：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牟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平心而論，他的這番話其實是他60年代生活的真實寫照。 　　殷海光努力精進的結果就是1966年1月《中國文化的展望》的出版。關於這部書的主題和內在基本結構原則，殷海光有清楚的表述：“這本書的主題是論列中國近百餘年來的社會文化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反應。以這一論列做基礎，我試行導出中國社會文化今後可走的途徑。”《中國文化的展望》乃是他自己對他50年代就橫亘於胸的、他認為有著根本重要性問題的回答。 　　但就是這樣潛心著述、“形同隱居”的生活也不能見容於國民黨當局。作為《自由中國》“首席餘孽”的殷海光已經失去了在校園公開演講的自由，外出活動也常常有“尾巴”緊隨。1966年7月，甫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也被列入禁書之列。這還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職也保不住了。在隨後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貧病交加、孤立無援的苦難之中。按韋政通的說法，殷停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幾年，“面臨了與斯賓諾莎被教會除名相似的處境”，多年的老友不敢來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對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認。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壯心不已的鬥志。在給徐傳禮的信中，他就談到：“自由之實現是要付出代價的。在這太陽被烏雲遮蔽的時代，我之身受，正是為自由所付出的代價。也許還得再付出哩!” 　　在萬般無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國教書謀生。幾經周折，哈佛大學終於在1967年5月決定聘請殷海光到哈佛大學，與史華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國民黨當局豈能讓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當局也沒有讓他走。不過，哈佛方面寄來的在殷海光滯台期間的研究經費倒是幫他緩解了生活上的困難。 　　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兩年有餘的殷海光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這天離他50歲生日還有整整3個月。臨終前，殷海光的遺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代。”(談火生) 　　 　　來源：《人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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