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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後來到布拉格，是共產黨領導的國際學聯招待我們，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飯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團中央招待我們吃住。有一次他們問想吃什麼，我隨口就講，想吃雞。沒有！布拉格最好的飯店也沒有雞。第二天他們很高興說可以請我們吃雞，盤子端上來，那一口下去不知道為什麼是咬不動的。他們帶我們到街上看，供應也很困難。 　　但到了英國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已經恢復正常了，供應完全不同。那時候兩個對比非常強烈，但還沒有懷疑到整個制度問題。我們還是很堅定地為自己祖國辯護的。到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剛好有兩個美國學生來到那裡，學生會就組織我們和他們辯論，唇槍舌劍，爭論很激烈；一些旁聽的英國學生說，東方腦袋就是行，當時覺得很得意。 　　我研究生畢業回廣州，一上火車就給了我一個很震動的消息：現在廣州一個人一天只能買兩毛錢的肉。兩毛錢肉是什麼概念呢？一塊錢一斤肉，兩毛錢就是2兩肉，很少。上海和北京是全國保證的重點，無論怎麼困難，那邊的物質供應都很充足的。 　　畢業回來教政治經濟學，但“大躍進”後經濟完全沒辦法研究了。上課只能按照《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基本觀點講，講自己的觀點不行，而且經濟資料是保密的、封鎖的，完全看不到。我這個人又愛動腦筋，什麼事情都要尋根問底，所以很不適應。我想，歷史或許是個比較寬的天地。於是就開始讀歷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點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這樣我就轉去研究中國歷史，有空就往圖書館鑽。“文革”後轉到了哲學系，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 　　後來下鄉，我們去的是個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圍田區，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積廣，吃飯不成問題。後來搞起了“大躍進”。“大躍進”的做法令人生疑，因為沒有什麼新的生產力引進來，全靠拼體力、加夜班，很不合情理。沒有肥料，就動員人家將老的泥磚屋拆掉做肥，其實作用不大。而且指標越來越高，最初說增加20%到50%，後來說100%。 　　有次縣裡開三級幹部會議，因為我是下鄉幹部的組長，也去列席。開到最後，縣領導說：現在排隊。認為晚稻能畝產800斤的往那邊走，認為不行的就留下。一個秋季要將產量提高一倍，這是有常識的人都認為辦不到的，但這卻是縣委的號召與決定，作為共產黨員，要不要聽？很多人跟風，走過去了。我正在猶豫的時候，我所在的高明縣大楠合作社的支部書記杜鵬飛瞪了我一眼，說：你認為行？我不吭聲，腳跟也不動。這對我終身影響很大。在關鍵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對就是對，不對就不對，不能含糊。 覺醒 　　幸好在那個時代還能夠讀書。可以說，魯迅和胡適是我治學的導師和告別蒙昧的指路人。中學時候魯迅是我的一個精神導師，1949年以前我幾乎把魯迅的書全讀完了。胡適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讀的，那時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弄得很亂，圖書館館員何永鐘先生費了很大勁把《胡適文存》幫我找齊。我把胡適的全部著作都拿來看，感覺這個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將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原版匯齊了一整套提供給我，我才知道梁啟超是怎麼回事。我讀了以後，感覺他們講得都對，與我中學時候讀《觀察》領會的東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維護公民的自由、維護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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