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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辛亥之變的價值觀基礎

http://www.CRNTT.com   2011-09-01 14:45:17  


 
  赴英船上有洋客對劉的僕人無禮,劉倒沒太在意,洋船長卻很憤怒,在亞丁就要把該洋客趕下船,劉為之求情才罷;使館開張後,一次有館員僕役上街購物,被一愛爾蘭籍醉漢當街羞辱,中國人不敢計較,卻有四名英國行人路見不平,把醉漢扭送官府,英國法院判了這厮兩個月徒刑,還是中國使節致書英國首相,請寬免其罪。而英國報刊也譴責了無禮者,並且很讚揚中國人處理此事的大度。

  如此等等,都使劉錫鴻很感慨。他說英國人大多“以行善為志,息兵安民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為事之行止,非專恃強力者”。所以“我中國與英人交際,能持理,能恤商,斯盡之矣”。而他對英國社會的觀感則是:這個國家“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囂,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劉錫鴻還特別對英國的監獄、養老院與學校寫下許多感慨。他看到英國監獄“壁淨階明,塵垢俱絕”,待囚犯很人道,飲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屬可以探監,而且調教有方。犯人不僅“莫不體胖色華”,而且學到雕鏤、繪畫等技巧,出獄後“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勞,不複為鬥毆盜賊之行”,甚至儼然變成“素嫻禮教者”。來自天朝的他,初時還以為這或許只是讓外賓參觀的“形象工程”,於是違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覘之”,結果仍然看到同樣的情況,使他不能不感嘆“英人獄制之善”。

  劉錫鴻考察英國的養老院,同樣懷有戒心,為了“得其真”而不受官方安排,微服“私往”,結果看到英國慈善公益發達,“老幼、孤窮、廢疾、異方難民,皆建大房院居之,優給其養”,而且非僅倫敦如此,“其他城鄉皆然”。養老院環境舒適,“男女異處”、“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還有育嬰、濟貧等院,“每數裡即有廣廈,為病人調攝之所,亦由國君派太醫臨視之”。儘管各慈善機構經辦者各異,但“其宮室之崇廣,衣食之充足,則大致無稍殊”。他不由得感嘆,如此“濟貧拯難”,確為“仁之一端”。

  而英國的學校,也使這位科舉出身的清朝官員感慨:“英之育成人才,用心為良苦矣!”他說英國無論貧富,孩子都能上學,有學堂、義塾、小學、大學之分。富貴人家,孩子可以“自延師”上貴族學校,窮人的孩子,也有公費的“義塾”。所學專業,哪怕是工商之事,“教規則禮樂也”,還是注重道德而不只是教人牟利的。在他看來,那裡的學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規矩森肅”,儼然是儒家君子。

  劉錫鴻甚至發現,英國人也孝親(儘管並非懾於父權),也敬君(哪怕虛君也受尊敬)。“亞爾該公之子鸞侯,三公主之婿。公夫人特出與中國使者相見,坐談良久,鸞侯立恃其旁,無倦容,不可謂無母子之禮。”他還觀察到,英人平時即便是奏樂誦經,眾宴雜耍時,也要先頌祝君主,可見其尊君之誠。

  我們不能不說,這是有眼光的看法。自由民主社會承認子女自主,不等於教唆六親不認;維護公民權利,不等於慫恿弑君犯上。恰恰相反,真孝子,何須嚴苛父權來恐嚇?真敬君,何必生殺予奪之主乃尊?如果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嚇下才作孝狀,能是真孝子嗎?如果在殺伐之威下才能尊君,君權一虛就墻倒眾人推,所謂有奶便是娘,有槍便是王,這到底是尊君呢,還是尊“槍”畏權呢?

  顯然,即便從愛親敬君的“儒家道德”出發,劉錫鴻也對英國刮目相看。他私下甚至對英國“民主”的好處也說得頭頭是道:觀其議會“各出所見,以議時政”,“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故其處事恒力爭上游,……而舉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從之”。他也覺得這種“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的制度確有優越性。

  更有甚者,劉錫鴻對英國民主的一些細節也頗為了解,例如談到英國“無代表不納稅”體制下稅制的合理時,他說:“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連郭嵩燾也稱讚他“此論至允”。劉錫鴻私下還說,英國這種民主,其實咱們國家古時也有過(秦按:當時的“反法之儒”普遍有此一說),只可惜後來“此選益衰”,“貴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盡絕而無可逃矣”,而且在他看來,清朝這方面甚至還不如明朝。無怪乎當年編輯出版劉錫鴻日記的鐘叔河先生揶揄說,就憑這些話,郭嵩燾如果(像劉告郭那樣)告發劉錫鴻“怨謗”,也不愁沒有材料的!更有意思的是,劉錫鴻對英國的“政教”私下傾慕不已,對英國的“器物”卻不那麼恭維,他雖然也驚訝於火車機器輪船的功效,但卻認為若引入中國會導致外人得便,國人失業,有百弊而無一利,因而反對引進。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極端保守。這與所謂洋務官僚熱衷船堅炮利而鄙視西方人文制度的說法恰恰相反,倒是有點儒教“重義輕利”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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