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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東：當代悼文與歷史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9-10 09:59:28

口述歷史在今天遇到很大困難 　　於何：丁老師您好，你於2000年以後做口述歷史，對這一塊比較有經驗，您覺得口述歷史與一般歷史有什麼區別？ 　　丁東：口述歷史的基本要求是，歷史當事人在那兒說，史學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或其他執筆者進行采訪整理，不管是筆錄還是錄音、錄像都可以形成口述歷史。口述歷史現在為什麼受關注，為什麼成為現在大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品種？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認為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口述歷史比較鮮活，一個歷史當事人，你給他提問題，他想到就說，腦子裡顧慮比較少，脫口而出，可能就把生動的歷史細節講出來，如果讓他寫文字性的東西，會仔細斟酌，有的時候會把最鮮活的東西給過濾掉。所以有時候口述歷史比回憶錄更生動，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我們特殊的國情。雖然現在有了檔案法，規定什麼樣的檔案30年解密，什麼樣的檔案20年解密，什麼樣的檔案10年解密，但在實際運作中，越是要緊的檔案，越不解密。我們要想了解當代歷史的重要事情，看不到檔案，怎麼辦？口述歷史就成為進入歷史現場非常重要的途徑。因為當事人活著，他只要願意說，歷史綫索就呈現出來了，你不能把歷史當事人鎖到保險櫃裡保密。這也是口述歷史這些年非常受關注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順著剛才的問題，我覺得對口述歷史有一種搶救性發掘的感覺，一方面是我們的歷史有很多的有盲點和謎團，另一方面是親歷者慢慢老去，在搶救性發掘時，大規模發展口述歷史的過程中，您覺得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丁東：現在意識到口述歷史重要性的人很多，既有學者，新聞工作者，也有作家，既有學術機構，也有個人，但實際做起來非常難，為什麼？因為這個事兩方面合作才能完成。有的當事人不願意說，你沒有辦法。我太太邢小群做過不少口述歷史，她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有的時候不是當事人不願意說，而是當事人說現在沒時間，推一推。一推就把機會給錯過了。有一次已經約好采訪項南，結果時間還沒安排，項南突然死了。還有一次跟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約定做口述歷史，謝韜說我現在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正在焦點上，跟我爭鳴的人不斷，能不能再過一段時間。爭鳴還沒完，謝韜一下子腦溢血，再不能說話。做這個事就知道，第一可能聯系不上對象，第二聯系上了，對象不願意說，第三，他願意說，但現在沒時間，要另外安排時間。每一個原因都可能給你留下永遠的遺憾，這是難度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做口述歷史本身是一件特別辛苦的事，如果對歷史知識了解得少，談話時根本接不上話茬。必須要有相當的准備，對采訪者的經歷和相關歷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能搭上話。做出來之後要整理，要和對方核對，還要與大量的文獻資料核對，這是一個付出勞動量非常大，得到回報非常小的工作。 　　第三難是出版，現在說學術有自由，出版有禁區。真實的東西只要和主流的結論有差異，就很難發表，很難出版，現在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誰也不願意做一個出版不了發表不了的學術成果，這個也成為口述歷史當前運作的一個難題。 　　網友5：老師您好！您曾經做了何方先生的口述，而且他在國內出版了一本書，但比先前的書薄了很多。 　　丁東：他本來是研究國際問題，是社科院日本所所長，後來是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他快離休的時候，李慎之建議他研究黨史。他撰寫了《黨史筆記》，有大量的新觀點，水平非常高，但在大陸出版不了，最後選擇在香港出版。《黨史筆記》成書之前，印了幾章向何家棟先生徵求意見，何家棟給我看了，我覺得水平非常之高，通過何家棟我認識了何方。我和太太向他表達了做口述歷史的願望。他看過我太太對一些老人的采訪，就同意了。我太太前後與他談了30次左右，我參加了三、四次。我太太整理出一個30萬字的稿子，何方覺得30萬字不足以把他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他先改寫，又增加了20多萬字，最後形成50萬字的書，分上下兩卷，名《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先生獨立思考，有些內容在大陸不便出版，他是老黨員，說即使在香港出，也要找大陸在香港辦的出版機構，所以找了香港的三聯書店的副牌。他的書在香港問世之後，學術界都知道書的份量。日本研究所的同事把其中一部分不出格的東西編成一本書，聯系到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叫《何方談史憶人》。 　　文章來源：騰訊評論“燕山大講堂”　2011年09月06日10:27騰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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