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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蘇聯解體20年祭

http://www.CRNTT.com   2011-12-28 09:16:33

缺乏公開性損害了政權自身  　　第三，這種體制形成的“社會國家化”的同構性結構組織的致命弱點，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內務人民委員會禁止了120多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斯大林說，“保證黨的領導”是這些非黨社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體制下的群衆組織只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鐵幕國家沒有社會，人們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組織。托洛茨基就說過，國家可以“強制性的幹預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從1929年以後，蘇聯工會唯一的任務是動員勞動者完成國家計劃。在上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可以說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所有的個人都是被國家“綁架”的人質，社會的主動性被斬斷，“對業餘空間的侵犯、對日常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種常態。1930年代的所謂社會組織是200萬黨員、400萬共青團員、1200萬國防建設促進會會員、1700工會會員和300萬工農通信員，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地服從國家政權的命令，不能展現自我發展機制的社會功能。社會束縛於政權之下就等於斬斷了社會的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窒息了社會自身的創造性因素，這種同構性的社會結構既穩定也脆弱，就像沒有牢固地基的整體框架的建築物，因為承重結構單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時候光鮮高大，稍遇地震就會“呼啦啦的大廈傾”整體垮塌。蘇共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控制為主，黨控制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使單位的觸角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組織無所不能地侵吞著個人的私人空間，毀掉了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民間生長的土壤和運行機制，卡死了民間的活力，把所有的社會組織都視為反動組織而取締，剪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會自救模式成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統統喪失。因為在管制型社會中，整個社會肌體處在被動狀態，並造成官民對立的體制內的“弱政治參與”和體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狀態。  　　2010年10月，我們在與俄羅斯《祖國歷史》的主編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談中，他說俄國的學者也在反複討論，國家的公權與個人信息自由之間的界綫在哪里？統治者總是以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範圍內，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範和治理。殊不知這樣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說，就從統治者的立場看，首先是阻礙了領導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們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比如說各個地區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績”的。 　　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會中，信息的鏈條中間環節過多會降低決策的靈活性，也會影響到領導者的判斷力。比如，斯大林就因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斷，他大量工作“無效化”，使這個體系陷入癱瘓，靠慣性運作。在勃列日別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著名人物的有幾套班子，致使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多達105卷，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這幾套系統內部的意見常常不統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盤算而算計著讓別人承擔責任，於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動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個圍繞他的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而在他兩次中風以後，基本上處在不“親政”的狀態，這個寫作集體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列日涅夫進行“讀心術”，靠揣測勃列日涅夫的意圖進行“領導講話”的編寫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務就是不出錯地朗讀好這些稿件。而寫作團隊本身又分為好幾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現得“蕩秋千”似的兩邊晃悠，而且因為寫作班子是個集體行為，最後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鋒芒的地方都磨掉後的妥協產物，導致空話、廢話、套話、假話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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