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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我的師尊木心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12-01-05 14:17:53

木心先生在閱讀什麼呢？閱讀我們的“閱讀經驗。” 　　什麼是我們的“閱讀經驗”？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我曾在訪談中說過幾句粗暴的、涉嫌冒犯眾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話，我的意思是說：當代文學家，甚至六七十歲的作者，你看不到他們的語言和漢語傳統有什麼關係。絕大部分作者一開口，一下筆，全是1949年以後的白話文，1979年以後的文藝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麼，這就是我們幾代人的書寫習慣與閱讀經驗。 　　有學者曾經將我們的文化概括為四種傳統。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統，二是五四傳統，三是延安傳統，四是文化大革命傳統。假如我們承認“閱讀習慣”也意味著“傳統”的話，那麼，我還要加上一個傳統，即近二十多年以來的種種話語、文本所形成的閱讀習慣——這五項傳統的順序並非平行並置，任由我們選擇，而是在近百年來以一項傳統逐漸顛覆、吃掉上一項傳統的過程。逆向的回歸有沒有可能呢？這就是近年所謂“國學教育問題”被爭論不休的緣故，因為，在抵達所謂“國學”之前，我們先得跨越好幾道不可能跨越的“新”傳統。 　　因此，我們可能會承認：古典大統、五四傳統，在整整兩三代人的知識狀況與閱讀習慣中，已經失傳，很難奏效了；第三項，尤其是第四第五項傳統，則全方位的構成了我們的話語、書寫、閱讀、思維與批評的習慣。 　　二十多年前，當大家忽然發現中國曾經有過譬如沈從文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我們驚異的是什麼呢？正是另一種我們所不熟悉的閱讀經驗。這種被長期中斷、遺忘的陌生經驗立即征服並動搖了我們的閱讀經驗——這種征服動搖的過程還得加上八十年代西方新文學帶給我們的新經驗（譬如昆德拉、博爾赫斯、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大家想想看，近三十年來如果我們的寫作實踐與文學觀發生了變化，正是起於閱讀經驗的變化。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諸位讀了他的書就會發現：將木心先生與以上任何一位曾經被淹沒的“老作家”相比擬，都不可比，都不恰當。在他身上沒有斷層，上述五項傳統先後吞噬的問題完全不存在。我們如果將周氏兄弟定義在五四時代，將沈從文張愛玲定義在三四十年代，將建國後的著名作家分別歸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後據此規範他們的文學觀、時代性與寫作立場，相信不會遭遇太大的異議。可是我們如何定義木心先生的文學歸屬？ 　　木心先生開始寫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復密集寫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橫向比較，同時期國內的文學寫作無論從哪一面向看，均與他不在一個時間的緯度。 　　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寫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可能會給予我們“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國”的錯覺，而在域外而回望家國，嘆自然而審視歷史，在五四時期並沒有人取用這樣的角度與寫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倫比亞的倒影》，用粗俗的話說，則顯得異常“洋派”而“現代”，我不知道從五四直到現在，中國的散文可曾出現過類似的篇章？至於《上海賦》，我想，凡是讀過的朋友都會承認，不但上海不曾被這樣寫過，更重要的是，我們遭遇了一種異常豐沛而嫻熟、但全然陌生的文體，這堂堂正正的文體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誰曾在我們的寫作生態中見過同樣的文學“物種”？ 　　二十多年前當我初讀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錯覺就是將他與五四那代人相並置，但隨即我就發現，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構的文學領域和寫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實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們時代唯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文學作者，同時，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們無法找到與木心先生相近似的書寫者——此所以我稱木心先生是一個大異數，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遺腹子”，他與後來的傳統的關係，是彼此遺棄的關係。阿城為此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木心先生其實是在為五四文學那代人“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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