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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http://www.CRNTT.com   2012-01-17 09:51:12  


 
需要確定與執行新改革路線

  而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面形勢則更為嚴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在政治層面,無論在黨政官員那裡,還是在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共識是有代價的。在政府層面,人們只知道什麼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夠做什麼、如何做。在社會層面,各種具有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大多是進口而來)泛起,不僅沒有為人們釐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困惑。

  社會改革在政策層面已經進行了多年。如果從十六大確定算起,已經有十來年了。不能說沒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沒有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沒有突破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儘管提出了包括諸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社會改革的目標,但沒有把這些整合成為一攬子社會政策,就像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一樣。在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肯定會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

  經濟改革方面,也類似於“南巡”前出現的停滯不前的情況,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等等,所有這些失衡的結果,就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嚴重失衡。這一切的核心問題,就是很多年來的國有企業大擴張。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導下,中小型國有企業被民營化或者說中國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國有企業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為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也收縮戰線,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同時,國有企業的改制也比較成功,主要是企業化和法人化。但是,國有企業此後在改制方面沒有進步,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和企業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場上的競爭,而是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而壟斷市場。再者,企業發展已經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家戰略領域,而擴張到原來民營企業的領域,造成“國進民退”的現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華爾街”問題,大而不能倒,挾持政府的經濟政策。我一直強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原則的,而中國的市場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麼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麼經濟危機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麼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樣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紀80年代的也極為類似。簡單地說就是,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80年代被視為是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理想主義就是拋棄蘇聯式的極左思潮和貧窮社會主義,轉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時的理想社會表現為兩句口號,即“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或者主流話語。當然,在這個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裡面,官方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而民間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員中間,政治自由主義也擁有相當的市場。

  這種理想主義維持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前面討論過,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後,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即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蘇東領導集團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結果導致了人民的不滿和執政黨合法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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