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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

http://www.CRNTT.com   2012-04-04 11:07:50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複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中央研究院”是台灣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複興民族文化”作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複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蔣介石）“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複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複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認為大陸“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裡，留下了許多“毒素”……   　　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借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現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來到台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他要證成打倒的對象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這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20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作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複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系，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够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適響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複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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