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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冤假錯案平反

http://www.CRNTT.com   2012-05-12 08:27:58

聲勢浩蕩大平反 　　為冤假錯案平反的阻力首先來自觀念，“兩個凡是”思想仍然籠罩在整個中國上空。胡耀邦為此組織學者撰寫並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給予“兩個凡是”以致命一擊。 　　中組部本身的權限也使平反工作難以展開。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參加的會議，以加快對疑難冤假錯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許可。於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後分六批召開了“疑難案例小型座談會”，“會診”疑難冤假錯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錯案的一個關鍵時段。有關解決“右派”問題的專門會議也在山東煙台召開。當時中央專門有一個“右派摘帽五人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認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後不再叫他們“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於改正，前者意味著既往不咎，後者則是對當年錯劃右派行為的平反。幾個負責人認為，只能對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右派才給予改正。而中組部派去參會的楊士傑則堅持，不能只對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右派才給予改正，應該實事求是，錯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發布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復待遇”問題。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號文件采納了組織部的意見。公安部、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將本單位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報》刊發評論員文章給予讚揚。 　　“兩個凡是”思想被瓦解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變得順暢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國媒體上，“平反”是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從“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到“惡攻英名領袖華主席”的李九蓮，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到“伊瑪尼黨”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提供的數據是，僅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萬餘人。 　　但並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數幾個“大右派”就未獲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較原來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難。最終的結果離胡耀邦所提“不管什麼時候定的，不管是什麼情況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錯案都要平反”還有相當大距離。 　　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說，在1980年前後有聲勢浩大的進京上訪群眾，一旦他們的上訪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產生遊行、抗議等行為，成為政府十分憂慮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個“上訪鬧事”的名叫傅月華的女工被逮捕，後被判刑。 　　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在1982年底進入了尾聲。 　　歷時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是“文革”後“撥亂反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徹底的，既缺少對受害者的適當賠償，也沒有對各個運動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罰，但它讓數百萬蒙冤的個體恢復了名譽，並且穩定了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伴隨著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各級黨政軍的領導也進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國開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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