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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汪精衛背叛出逃後蔣介石做何反應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46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政府惱羞成怒，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其後，日本政府一方面轉托意大利，接替德國，在中日兩國間調停“和平”。同時，積極動員民國初年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少川)出面組織傀儡政權，與國民政府談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學家羅家衡到武漢，見到汪精衛，談及由唐紹儀出面談判一事，汪即說：“在辛亥南北議和時，我們俱是在少川先生領導之下進行的。現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才是辦法。現在日本不是較以前對華主張緩了一步麼？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剛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檔。這段話既暴露出汪精衛急於與日本謀和的面目，同時，也暴露出汪精衛對蔣介石失望，急於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隱秘企圖。同年6月14日，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與日人西義顯在香港簽訂備忘錄，準備組織“第三勢力”。雙方心目中的“第三勢力”的領袖就是汪精衛。同月20日前後，意大利駐華大使授意汪精衛致函近衛首相，意圖在汪精衛和日本政府之間建立直接聯繫。《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衛鼓勵下秘密訪日，會見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以及近衛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員，決定“找尋蔣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而此人，雙方也都認為非汪精衛莫屬。影佐禎昭：《漫談》，《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戰爭》(5)，第360頁。影佐禎昭公然對高宗武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會晤影佐談話紀要》，〔台北〕《近代中國》第129期，第125頁。 　　蔣介石並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這些活動內幕，但是，他對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動強烈不滿。6月24日，蔣介石日記雲：“高宗武荒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態度的反覆變化，認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關。7月22日日記雲：“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他當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2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訪日報告，日記雲：“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與日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記錄》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中國承認滿洲國”等六條。其行動計劃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發表上述“合作”的條件，汪精衛等即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慶向汪精衛匯報，隨身攜帶與日方達成的協約以及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對陳說：“中日和平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現在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陳公博：《自白書》，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0頁。他並向陳透露，準備離開重慶，以個人身份出面，與日本交涉。汪隨即召集周佛海、陳璧君、梅思平等會商，決定接受“重光堂協議”，電港通知。《周佛海日記》，1938年11月29日。當日下午決定：汪於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達昆明，近衛首相於1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互相呼應。 　　武漢失陷，蔣介石並未隨國民政府遷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繼續抗戰。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在重慶開幕，蔣介石致電會議，認為日軍自進窺武漢以來，死傷三十餘萬，計窮力絀，抗戰已入“第二階段”。他估計，“吾人預定覆滅敵人之計劃，必可實現於不久將來。”《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08-1310頁。11月7日，他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25日，又在南岳主持軍事會議。11月30日，視察桂林，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以白崇禧為主任，統籌西南抗戰。直到12月8日，蔣介石才到達重慶。這一天，本來是汪精衛預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蔣的到來，汪不得不改變計劃。12月9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約集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葉楚傖、朱家驊等人談話。汪精衛堅持對日主和，他表示：中國和日本都有困難。“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故調停之舉，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將到來。”《傀儡組織》(三)，第51-52頁蔣介石所言與汪精衛相反，日記雲：“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當時，蔣介石正在謀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兩黨合併為一個新的“大黨”。談話中，汪精衛詢及此事，認為“可慮”。《王世傑日記》第1册，第446頁。國民黨關於這一天的談話，蔣介石後來電告龍雲時也說：“中此次在渝，並曾詳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獪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謀和，則寇之猙獰面目必畢露，萬不可為。”《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可以看出，汪主張與日本言和，蔣反對與日本言和。針鋒相對，涇渭分明。後來汪精衛回憶說：“12月9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兆銘)複激切言之，卒不納。”汪精衛：《曾仲鳴先生行狀》，《河內血案》，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頁。可見二人之間辯論的激烈。蔣這一天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大為失望。陶希聖致函胡適說：蔣先生12月8日到重慶。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對於國家處境困難，全不考慮。他的全部計劃在提攜共產黨。他說日本沒有兵打仗了。他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的拒絕。這樣的變動，以及客觀的困難，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都成了罪狀。眼見國家淪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幻想支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第397-398頁。陶希聖的這段話，生動地描寫出蔣介石和汪精衛等人的兩種不同精神面貌。汪精衛等人，最初是在國民政府內部“主和”，現在，由於和蔣介石意見對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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