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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蘇聯專家援華與撤離始末

http://www.CRNTT.com   2013-03-09 11:17:40  


 
  中蘇在國際共運路線方針上南轅北轍,赫魯曉夫決定撤走全部援華專家

  五十年代後期,中共在“否定斯大林”、“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等一系列事件激怒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指責中國不該炮擊金門,不該放走達賴,並攻擊和嘲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激怒了毛澤東。

  兩黨之間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國家關係層面,自然也很快影響到專家援助政策。點燃赫魯曉夫憤怒炸藥的導火索是中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表現。赫魯曉夫本想把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孤立起來,通過圍攻中共的政策迫使中共“低頭認錯”。結果卻是雙方一來一往,吵得不可開交。隨後,阿爾巴尼亞也站在中共一邊,當眾頂撞起蘇聯老大哥,令赫魯曉夫無比尷尬,於是他決定以撤退專家的辦法來“懲罰中國人”。

  至於赫魯曉夫決心撤退在華專家的更為詳盡的原因,1960年7月13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曾作報告。報告認為,中共“表面上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實際上只是把這一原則看成為一時的策略手段,他們不相信在當代條件下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共違反與蘇共關於不在兩黨之外暴露雙方分歧的約定,“走上了公開反對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贊許的共同路線的道路”。報告指責中國在1960年4月“借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間接批評蘇共在列寧主義主要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的立場”,其次,報告認為中共中央採取了宗派主義手段,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黨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拉攏他們“反對蘇共的路線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努力孤立蘇聯共產黨”。

  由此可見,蘇聯撤退專家並非背信棄義如此簡單,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對中共的“頑固不化”惱羞成怒,試圖以此迫使中共承認錯誤,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向莫斯科屈服——莫斯科的新路線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毛澤東則堅持斯大林時代的武裝鬥爭和輸出革命的方針。當然在蘇聯撤走全部專家之前,中國已經要求對蘇聯的專家做縮編了,對此也有心理準備,蘇聯向中國照會後,毛澤東說:“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也要走這個道路。”

  蘇聯撤走援華專家不是造成“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其影響主要局限在軍事國防領域

  關於蘇聯專家撤退所造成的後果,有一個普遍的論點是,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不但在極短的時間內,撤走全部援華專家,撕毀援建項日的合同,帶走相關技術資料與圖紙,是造成我國三年困難的重要原因。 

  但沈志華在《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中認為,蘇聯專家的全面撤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他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沈志華認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援助重點放在了軍事工業上,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發上。從1 000多名經濟專家分布來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國防企業及與國防工業有關的部委和科研機構中,還有一成多為冶金、化工和水電專家,在煤炭、石油、建設、輕工、農業及鐵路運輸等部門,都只有極少量專家,最少的1個人,最多的7個人,而在水產、糧食、紡織等部門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因此,就如同在農業領域發生的問題一樣,蘇聯專家的撤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經濟的衰退大多是因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事實上,與蘇聯撤退專家沒有直接關係。

  早在1960年以前,中國已經逐漸減少引入蘇聯專家和顧問,但中國並非不需要專家的幫助。相反,在減少或停止聘請管理層面的蘇聯專家的同時,中國對科學技術專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高新和尖端科技方面,譬如核軍事領域。在60年代由於蘇聯專家主要集中軍事工業,特別是核武器上,所以蘇聯撤走專家,影響最大也在此領域。

  本文參考: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新華出版社

結語

  蘇聯專家的來與去,實際上折射的是中、蘇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的升降。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資歷和聲望已遠非赫魯曉夫所能相比,其產生中國應取代蘇聯領導社會主義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擺脫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速度上超越蘇聯,在50年代末就成了毛澤東汲汲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蘇聯專家的撤離,當放在此一大背景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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