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03 魯迅對“一二八事變”的真實態度其實很清晰 　　必須強調的是：魯迅日記里不願意記那五天里的所見所聞，並不足以說明魯迅對“一二八事變”的真實態度。原因很簡單，魯迅本人沒有對此留下任何解釋，這五個“失記”該如何解讀，本就見仁見智。要談魯迅對日軍侵華的真實態度，要靠確鑿的史料，而不能靠對那五個“失記”的真實含義的揣測。 　　按其一貫思維，魯迅在事變後反思的角度，更樂衷於挖掘“國人的劣根性” 　　確鑿的史料有沒有呢？是有的。雖然批評者說：“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給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的語句”，但這種表述並不確切。魯迅給朋友的書信中，多有談及這場侵略戰爭，並非只有“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靜農，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對戰事“有所記敘”，但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糾結：“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系貨色之一，販此為活者，實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適在火線下，目睹大戮，尤險，然竟得免，頗欲有所記敘，然而真所謂無從說起也。” 　　6月18日，魯迅再次致信台靜農，更具體地談了自己對“一二八事變”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據我所調查，大半是說謊，連尋人廣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揚名的。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今天《申報》的《自由談》里，有一條《摩登式的救國青年》，其中的一段雲——“密斯張，紀念國恥，特地在銀樓里定打一只鐫著抗日救國四個字的紋銀匣子；伊是愛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總在抗日救國的銀匣子里，搖出幾粒仁丹來，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說：‘女同胞聽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須得抗日救國！’”這雖然不免過甚其辭，然而一二八以前，這樣一類的人們確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時候，器具上有著這樣的文字者，想活是極難的。‘抗’得輕浮，殺得切實，這事情似乎至今許多人也還是沒有悟。至今為止，中國沒有發表過戰死的兵丁，被殺的人民的數目，則是連戲也不做了。我住在閘北時候，打來的都是中國炮彈，近的相距不過一丈餘，瞄准是不能說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聽說後來換了厲害的炮火，但那時我已經逃到英租界去了。離炮火較遠，但見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群無抵抗，無組織的羊。現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熱鬧起來，大約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跡。” 　　這封信里對“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魯迅的一貫思維，即揪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但這樣的批評文章終究沒有寫成，到1936年，魯迅回憶“一二八事件”，已在報端上說“民覺醒於四年前之春”了，與給台靜農信函中對民眾之愚昧的怒其不爭，立場已完全相反。這樣的變化，或許與時事的變化有關。 　　簽名《告世界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雖未見魯迅就“一二八事件”單獨撰文批評日軍之侵略，但1932年2月4日的《文藝新聞》戰時特刊第2號《烽火》，曾公開刊登《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們……立即起來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國際帝國主義”，署名者包括茅盾、葉聖陶、鬱達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魯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2月4日，魯迅全家避亂於內山書店。他的簽名是怎樣送達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聯繫不上他時擅自所署？後者當無可能，在日軍鐵蹄之下，這樣一份聲明攸關生死，斷不能不徵求當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有限的資料來看，魯迅的署名，或許與鬱達夫的一次探望有關。鬱達夫1938-1939年間撰長文《回憶魯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變”期間自己與魯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閹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編輯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喬峰”)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但這段回憶，有一個說不通的地方：鬱達夫說他見到魯迅，是在“一個下午”，地點是“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這個“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鬱達夫年譜長編》認為是2月3日，陳其強《鬱達夫年譜》認為是2月4日。按鬱達夫2月3日在上海《申報》刊登尋人啟事尋找魯迅下落，兩人相見時魯迅已看到尋人啟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的《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已經署名發表，如此算來，鬱達夫見到魯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但問題是：按魯迅日記，無論是2月3日還是4日，他所避難之處，是多倫路上的內山書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內山書店分店。鬱達夫說他“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這是不可能的。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