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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大視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13-04-15 14:04:13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兩股力量推動的:華爾街主導的金融快速擴張,和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國際化。前者導致資金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後者使各種制成品和服務產業,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其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窮國”有錢、“富國”有債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磚五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卻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綁架;而發達國家則債台高築,危若累卵。難以為繼的債務危機,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為美國經濟以至整個世界經濟的心臟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錢的“窮國”充分發揮力量,有債的“富國”承擔應盡的責任,是恢復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中美雙方必須共同應對的重大挑戰。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體系。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安全同盟成為全球安全體系的基礎。然而,這些建立於冷戰期間的安全同盟,在本質上是封閉排他的。中印俄等新興大國,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責任和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卻被排除在以美國為首的安全體系之外。這一矛盾,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而日益突出,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安全的共同隱患。如何在制度上將中國等新興大國納入世界安全體系,從制度建設上確保和平,是中美之間必須共同面對的戰略課題。

制度建設作為戰略保障

  近年來,中美雙邊關係中最具實質性的進展,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對話機制,使得雙方能夠保持交流溝通,妥善處理衝突和爭端,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

  首先,由於中美之間難以逆轉的相互依賴關係,以及雙方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中美之間的任何問題都具有世界性意義。反之,任何重大國際問題,沒有中美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也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決。然而,中美兩國在應對各種國際事務中,必然有相互衝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領域、各層級上確立制度性的對話機制,是有效處理利益衝突、預防危機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其次,必須在制度上保證中美互相尊重對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關切。中美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並都處於高危轉型期。追求所謂的“戰略互信/承諾”,不僅難有所獲,而且由於兩國內政錯綜複雜,各派力量的互動瞬息萬變,一時間的互信/承諾很難有實際約束力,反而易於成為國內政治中的包袱、雙邊關係中的把柄,從而帶來負面影響。

  再次,在世界戰略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下,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維護和平的基礎,也是中美雙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過制度安排確保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中美之間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戰略保障。

  2009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間“戰略再保障”的建議,認為必須通過制度上的安排來維繫中美的共同利益,處理雙邊關係中的矛盾與衝突。在此基礎上,美國歡迎中國成長為繁榮穩定的大國;中國也承諾在“崛起”過程中不損害他國的根本利益。現在看來,著重中美關係中的制度建設,正是“戰略再保障”的關鍵所在。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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