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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階層結構：僵化與突破

http://www.CRNTT.com   2013-04-18 11:06:02

“贏家通吃”局面的出現 　　改革開放前，私人資本積累是不存在的，真正“值錢”的是行政權力，但在平等政治帶動的群眾運動的壓力下，行政權力被限制了，無法實現變現的衝動。這種狀況在1980年代改變了，隨著市場化進程加快，權力的籠子也打開了。 　　權力變現的早期典型是價格“雙軌制”改革。經濟發展造成了一部分物資的缺乏，而市場價格和計劃價格之間的差額就為牟取個人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間。那麼，是誰拿到了這部分利益呢？顯然，不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而是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官倒”指的就是這些人。 　　這個時期的社會環境開始變得寬鬆，為一些頭腦活絡、擁有更多社會關係的人打開了機會之門，一部分人游走在政府和社會的中間地帶，尋找到了致富的機遇。這裡面有很多是返城知青，他們的回歸是一度被打亂的建國後才成型的社會階層結構再組織的標誌。當然，一些純粹靠辛勤勞動起家的人也在這個環境下獲得了回報。 　　1992年之後，市場化改革開始在去除了雜音的環境下進行。市場化不僅意味著“放權讓利”，也意味著將過去積累的公有資產貨幣化、資本化，以明晰產權為名義，將其一部分以便宜的價格讓渡給私人。一些國有企業、國有資源、國有土地成了製造暴富的源泉。 　　得到這些好處的，仍是與權力掌握者接近的人，即官員的親屬或子女。1992年開始有一大批官員下海，他們運用在政府工作期間積累的人脈關係和對政策的把握而實現致富。也有一些人憑善於鑽營，與官員的利益輸送而得到了機會，反過來，這樣的商人也充當著一些官員的利益代理人，兩個群體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當然，任何時代都不能否認有主要靠守法經營、勤勞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在權力市場化的大環境下，這部分人的數量是少的，想做到完全不依賴權力是極其困難的。 　　知識分子在與官和商的聯盟中起到了他們的作用。知識分子不能獨立運用自己的文化資源賺錢，只能依附於官和商而獲得自己的利益。部分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製造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意識形態”，引導輿論。比如，他們將“勞工神聖”的理念顛覆了，把改革、企業家、資本描繪為發展和財富增長的真正源泉，使工農地位的下降被合理化了。他們開辦各類的培訓班，受邀為各級政府、各大企業講課，成為官和商的老師和朋友；擔任企業的獨立董事，承擔政府的課題，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從企業獲得收入，作為擔任“吹鼓手”的報酬。 　　在這個過程中，官、學、商三者形成了頑固的同盟關係，掌控了社會的很多資源，造就了一個贏家通吃的利益集團。相應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階級則分化了，在大型國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崗工人的處境不可同日而語。在兩個群體之外，還生產出一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的未來最具有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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