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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得下美國科學院 拿不下中國科學院？

http://www.CRNTT.com   2013-05-06 12:45:03

批評科技體制被認為是走憤青路線 　　另有院士對兩人在學術之外的活動有微詞。 　　從2004年起，饒毅和魯白、鄒承魯在《自然》增刊上發表過有關科技體制的文章，回國後，他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體採訪時批評國內科技體制以及學術界風氣。 　　引起反響最大的是2010年饒毅和施一公聯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評論，他們稱：“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但在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中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他們的舉動獲得了不少好評。他們落選後，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曾益新院士在公開回應中稱：“他們不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關注國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發表過許多的意見和建議，對於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的觀點激發了大家的反思和討論，這無疑對中國的科學事業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有院士稱饒毅是在走“憤青”路線，稱他“高調”，“發幾篇文章好像就能解決中國的科技問題？他說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對此，饒毅回應：“如果我說的不切實際，其他人就應該提出切實際的方法，怎麼老是看不見？” 　　另有院士稱：“真正的科學家希望靜下心來做事情，不是去跑到網上去說話。如果三天兩頭地在網上寫這樣那樣的東西，還哪有時間來做研究呢？” 　　饒毅回答：“我從來就認為做研究是好玩，我從來不做‘刻苦狀’，我寫科普和科技政策批評文章，在海外沒有影響我做科學研究，如果我真是天天玩還比他們做得好，應該汗顔的可能不是我。” 饒毅：我為何“被高調” 　　雖然以上看法並不代表所有院士作出投票抉擇的依據，但A院士認為，據他看來，對兩人沒有投贊成票的，主要是出於上面這些原因。 　　對於回國時間短、貢獻少的說法，饒毅的博文說：“不僅以前當選有時間短的，就是這次（生科醫學部）的第一名，回國（的時間）並不比我們長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國內做事情的時間少很多，且他在美國不過剛剛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 　　饒毅在博文中指出，生科醫學部本年度當選者，與往常一樣，多數做基礎研究，以科研論文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職在國內發表的優秀論文遠多於中國任何科學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論文取人，而論文數量和質量遠不如他的人，並無論文以外的貢獻，卻當選院士”。 　　對於“寫博客沒有時間做科研”、批評科技體制是“憤青”的說法，饒毅稱：“在我回國前，我就親眼目睹幾個老院士圍著科技部的處長賠笑臉。我們2004年的文章批評科技部以後，很多人，包括院士，在科技部官員面前能站得直很多，這是幫助中國科學家，還是不務正業？” 　　饒毅稱，這就是文化差別。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做科研要顯得刻苦奮鬥、對人要顯得低眉順眼、對上級要顯得唯唯諾諾。這些正是他反對、而且認為要掃除的文化陋習。饒毅認為，樂觀積極，是中國應該多提倡的。 　　事實上，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獲知有院士評價其“高調”的聲音後，第二天，饒毅就發表了博文《被高調》。“我兩種事情說的多，一種是科普，一種是推動風氣改變，這兩種都是做。如果生物院士自己‘貢獻’良好風氣、或反對不良風氣，我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他們不做，也希望我不做，我覺得這是典型的偽善。” 　　他直言不諱地稱，他看不起很多批評高調的院士。他說，他們做了院士以後，沒什麼人能壓制他們，但這些院士並不因此就做良心驅使的公德公益事。“如果他們齊心協力，堅持一段時間，批評和消除科技界的不良風氣，應該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他們很少出來，證明人一旦妥協，一旦為私利找到借口，就不會在得到穩固的地位後為公德作貢獻。” 　　他在博文中寫道：“我幾篇簡單兒科性質的批評文章，顯得高調。有權力、也應該有義務的院士們，常常在不良風氣面前很清高，不吭氣、不作為，是我‘被高調’的重要因素。” 　　“高調不是壞事，對壞事低調才是壞事。” 在這篇博文數百條表示支持的評論中，有網友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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