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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傅雷之死

http://www.CRNTT.com   2013-11-06 14:36:09

文革中傅雷夫婦自殺，想要用這個民族最古老的“死諫”方式來警醒民族。 　　中評社北京11月6日訊／近日，伴著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一代翻譯大師傅雷與夫人朱梅馥的骨灰安葬於上海浦東故里，大師亡魂飄零47年後終於“落葉歸根”。與約翰.克里斯多夫一樣，傅雷的一生是與命運抗爭的一生，“曾經奮鬥，曾經痛苦，曾經流浪，曾經創造”；與克里斯朵夫不同的是，沒有一個臂抱能讓他歇一歇，所以他失去了為新的戰鬥再生的勇氣。傅雷悲壯的一生是中國時代洪流中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   01 知識分子邊緣化：傅雷沒有機會為時代做事 　　傅雷生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劇變年代，傳統士大夫逐漸失去了他們固有的社會地位，從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漸邊緣化。當時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並沒有為這個劇變做好準備，因此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依然很高，而這個群體的士大夫意識也較為強烈。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天然理想與現實政治中的邊緣地位，決定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性格。這是一個大時代，卻不是屬於知識分子的大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無意中撞上了這個時代，被碰得頭破血流。 　　可以說，傅雷所處的大時代將他捲入了時代洪流中。在徐匯中學讀書時，他因發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論，遭到學校開除；在五四運動的大潮中，他走上街頭，參加演講和遊行；在北伐戰爭時，他參與上海學潮，遭到當局的威脅。所有這些都是特殊時代造就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士大夫精神之續。留法之前的傅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近代過渡型知識分子，既有通過政治參與，改變國家命運的豪情，又有技術專業救國的現實精神。 　　1931年，傅雷留學法國回來時，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經消失，知識分子的地位幾乎完全邊緣化。到20世紀40年代，士大夫觀念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從傅雷回國到新中國建立，這段時間里，傅雷以翻譯、教學為業，業餘進行政治參與。這種政治參與僅限於成立“決瀾社”這種行為，即通過主張新藝術理念，來呼應國內的革命形勢。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有報國無門的悲嘆，在各自的領域中搖旗呐喊，僅此而已。大批被邊緣的文藝人才被迫倒向了左翼，失去對現政權的支持。 　　在抗日戰爭的艱難的歲月中，傅雷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1937年，第一卷發表時，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股精神鼓勵了抗爭時期無數中國人。這也是作為邊緣知識分子的傅雷，能為他的時代做的事，也是最能體現他存在感的東西。接下來的政治洪流中，傅雷為時代做這點事的機會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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