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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東亞和解來自建立新秩序 | |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1:47 |
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在衝突後和解,國家之間的和解最能長久且實在,毋寧是將和解與戰後秩序重建結合在一起。以歐洲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與歐洲諸國的和解,不在於一開始德國就道歉不已,事實上道歉次數不多,歐洲國家也非要求德國天天道歉,而是將和解與歐洲新秩序結合為一,以建立歐洲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作為和解的努力方向。當然,這個前提是歐洲諸國如法國與英國,在戰後可以將其意志施加在戰敗的德國上,成為戰後德國再出發的基準點。 非常可惜的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並沒經歷這樣的過程,一方面當然是前述東亞各國國內狀況所致,另一方面東亞各國的領導與精英,對戰後秩序與對日本和解問題亦無深究,在無知與懵懂之間處理東亞國際問題。這個問題在蔣介石身上看得最清楚。盟軍有數次與蔣介石提起戰後越南與琉球接管問題,就算只是講客套話,如果蔣介石與他的幕僚知道這牽涉到的問題至為重要,國民政府就應順水推舟,趁勢而入,積極在越南與琉球問題上取得發言權,在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中,取得在中國以外的著力點。 中國再失參與秩序建構的機會 從琉球,中國可以參與重新建立東海秩序,以此作為與日本和解的新基礎。從越南,則可以介入南中國海與東南亞脫殖民地的歷史進程,恢復歷史上中國與越南的關係,使得越南不成為一個完全的“東南亞”國家,同時為眾多的東南亞華人謀取安全保障。當然,不少人會說,國民政府面對共產黨的挑戰,已經忙不過來,哪有心思力氣去管這些域外之事?還有,垂垂欲墜的國民政府,美國根本不會把中國當一回事。 這樣的辯護極有道理,但這樣的辯護也要同時認識到,現在釣魚島的問題懸而未決,除了國共內戰以外,更是出於這種對國際事務懵懂糊塗的態度。從道爾的普利茲得獎著作《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中,可以看到一個戰敗的日本,如何與美國占領者打交道,唬弄也好,諂媚也好,賴皮也行,使盡五花八門的手段,只為了盡量從美國那裡取得好處與妥協,為日本爭取最大的利益。 一個雖然西山日下,但仍還是戰勝國的國民政府,為何不能如法炮製,更別說戰後初期的前兩年,國民政府並非已經是內戰中四面楚歌的蹩腳政府,還是可以大有作為。所以,總的來說,國民政府的歷史見識不夠,做事因循苟且,嚴重缺乏大局觀。這個遺憾便造成今日東亞危機的深層結構,一個區域和解與戰後秩序極端脫節的東亞。 之後,更由於日本戰後重建速度超快,等到韓日、中日外交正常化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經遠遠高於中韓兩國,使得中韓在1960與1970年代同日本外交正常化時,對歷史認知、東亞和解等問題所採取的都是低姿態;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開始針對歷史認知、靖國神社等問題,向日本表達不滿,但日本的立場始終並沒有太大變化。 以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來說,甲級戰犯的確是到了1978年9月17日才遷入靖國神社的,但乙丙級戰犯卻早在1970年全數移至靖國神社與其他陣亡將士合祀。這些乙丙級戰犯更多才是親手殺人不眨眼的凶手,天皇在1975年11月21日還到過靖國神社秋例大祭參拜,但正常化時的中韓都沒吭聲,當時到底是無知亦或是忍氣吞聲呢?還是乙丙級戰犯不算是一小撮軍國主義份子,而是日本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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