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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丹年：渣滓洞刑訊室考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2:33

渣滓洞“刑訊室”與白公館“刑訊洞”  　　1950年1月20日西南公安部總務處行政科劉德明來渣滓洞正式接管，1991年他83歲時重返現場，經詢問回答說：“刑訊室內的東西是看見過的，刑訊架基本是原來那個樣子。”但除刑訊架之外，當時他還看見什麼？他沒說。  　　看守所設立之初，這間屋子是會議室。最初的政治犯都沒有受過刑，放風時各牢房同時放，洗衣服同時洗，大家可以在院子裡簡單交談。規定放風10分鐘，常常延長到15分鐘。院壩中有供看守使用的籃球架，政治犯們也可以打籃球，還和看守們比賽過籃球並且贏了。親屬可以探監，部分政治犯通過保釋，或通過法律程序獲得了釋放（脫險志士唐弘仁於1992年“11·27”紀念日回憶）。  　　數月後政治犯們爭取到開辦圖書室和小賣部，能夠借到四書五經、《三民主義原理》等書籍，可以用內部券從小賣部購買生活必需品。這種情況直到1948年10月10日結束，這天突然實行各牢房分別放風，圖書室也取消了（脫險志士金成林於2010年10月29日回憶）。 　　會議室變成刑訊室，兩個因素：第一，內戰激烈，局勢緊張，1948年春天中共重慶市委違反地下工作原則，將《挺進報》直接送到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的辦公桌上，這種公然挑釁的舉動刺激了朱紹良，暴怒之中嚴令二處處長徐遠舉“限期破案”。壓力如山，徐遠舉抓狂，為迅速破案，遂厲行嚴刑逼供；第二，渣滓洞不由地方法院管轄而歸特務掌控，特務活動的主要特點是“法外活動”，“法外行刑”，無需批准。  　　但這只是應急措施，主要在《挺進報》案發初期，受刑的人數也並不多，基本能確定在渣滓洞刑訊室受過刑的有（根據許建業、陳然、江竹筠烈士檔案材料）：  　　許建業，可能受過多種刑罰，次數不詳，時間在1948年4月上、中旬。他是《挺進報》案最早的被捕者之一，但主要受刑地點在城內的行轅二處。  　　陳然，可能是老虎凳一次，時間在4月下旬。之前還在行轅二處受刑數次。  　　江竹筠，竹筷夾手指一次，時間在6月下旬。之前，她在被捕地萬縣受過刑，轉押重慶在行轅二處一天之內受過兩次竹筷子夾手指刑。  　　楊虞裳，時間在7月下旬。據金成林說“入獄時遇楊受刑回來”，受何種刑罰不詳。  　　或許還有其他人在此受刑，但筆者沒有掌握準確的史料。隨著中共川東地下組織幾乎全軍覆沒，徐遠舉立功受獎，在渣滓洞使用刑訊室的幾率下降。1948年秋冬以後，渣滓洞很少再刑訊逼供。但也不撤掉，擱在那裡對在押囚犯起嚇唬作用。  　　一般來說，需要審訊時都是將人犯提出到別的地方。如脫險志士金成林和凌春波，曾被提出到附近的梅園審問，兩個看守抬一架老虎凳隨行，並沒有使用，只起威嚇作用。  　　白公館看守所則並無“刑訊洞”。  　　這個直屬保密局軍法處的看守所（1939—1949年，俗稱“白公館監獄”）沒有為逼供而設的刑訊設施。白公館關押的多是審訊結束、準備轉往貴州息烽監獄服刑的人犯，不轉走的主要是軍統違紀分子。抗戰勝利後，息烽監獄撤銷，其關押多年不能釋放的政治犯轉押白公館，這些人一般無審訊必要，更無刑訊必要。  　　1965年11月20日，重慶市人委辦轉發給市博物館一份材料，稱“今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李長路局長來我市了解‘渣滓洞’工作之後，（7月8日上午）曾找原國民黨軍統西南區總務處處長沈醉進行了一次談話，現送上談話記錄一份，供參考。”  　　沈醉答覆有關“刑訊洞”等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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