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國際視野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梁濤 許章潤 秋風:儒家復興與中國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8:00:14  


 
梁濤:儒家道統是仁禮之學,是“內聖外王”雙向並存

  回過頭看,我們今天要建構儒學思想體系,也是要從這幾條路去做。第一,什麼是儒家道統?朱熹那個時代對儒家道統的認識有沒有問題?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朱子基本上繼承了韓愈的說法,韓愈有《原道篇》,把“道統”理解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把“仁”、“義”理解為儒家道統的核心內容。而他的“道與德”指人的“虛位”,“仁與義為定名”。一旦確立出這樣的基本內容,必然會把發展了儒家仁義思想的孟子視為正統,而把重視儒家禮儀思想、制度建構的荀子排除在外。韓愈的說法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莊子形成道,這個“道”,孔子傳給曾子,曾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個看法對不對?是不是儒家的道統只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們幾個人在傳遞,別的人沒事幹了?當然不是這樣的。最近幾年出土的文件,可以讓我們把早期儒學的發展脈絡看得更清楚一點。朱子所認為的“一線單傳”的道統顯然是有問題的,從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在其中沒有影響嗎?顯然是不對的。我們借助出土文件可以看出,這段歷史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部的一種分化過程。子思的思想不僅影響到了孟子,同樣影響到了荀子。思想史上雖然不存在“思荀學派”,但從思想聯繫上來說他們有這樣的關係。那麼這個分化有沒有好處?當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論”以及許多其他的理論,把孔子很多思想深化。荀子提出“禮法”思想,一方面把儒家思想也深化了。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即窄化了。對於孟子,他把儒家禮儀的地方丟掉了,把外界的制度建構忽略了,重視不夠。而荀子對儒家的心性之學、內在超越、性與天道、仁義方面講得不夠。

  那麼現在看來,儒家的道統到底是什麼?是仁學和禮學,仁禮之學是一個整體。要談儒家道統,要從仁禮之學講起,僅僅把仁義作為道統是有偏頗的。最近我在寫一篇文章,我同意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但我要強調的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中是雙向的、互動的關係,一方面是由內聖到外王,另一方面由外王到內聖。這兩個方面在孔子時期的早期儒學里是並存的,但孟子和荀子都只向一方面發展,孟子講“性善論”:“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們把道德信仰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話,現實問題會迎刃而解,或者說現實問題被我們的內心框住了。荀子不這樣想,荀子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欲望,欲望滿足不了就要去追求,追求會發生爭論,爭了就亂,這時候怎麼辦?定一個度量分界,即制度、禮儀,有了這個禮儀得遵守,慢慢“化性起偽”,一點一點向文明過渡。這樣的思路和現在的思路相對接近一些:由於人的性是惡的,但人有理智的活動,可以逐步地在生活中制定出一些規則,通過這些規則“化性起偽”,由一個性惡的人改變成一個聖人。這兩個思路應該並存,不應該分開。所以我還強調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具備雙向過程才是完整的儒家之道,所以我不同意韓愈、朱子對道統的理解。

梁濤: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構建儒家的新道統

  第二個問題是經典的選擇,即以哪些經典作為思想創造的基本資源。朱子選擇了《四書》,他為什麼選擇《四書》?因為他談道統是圍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有關孔子的是《論語》,有關曾子的是《大學》,有關子思的是《中庸》,有關孟子的是《孟子》,所以朱子的選擇是《四書》。我認為《四書》不能反映出早期儒學豐富的傳統,根據我的新道統,我提出“新四書”:《論語》、《禮記》、《孟子》和《荀子》。《論語》不用說;《大學》和《中庸》來自《禮記》,《禮記》反映了七十二名高徒的知識;之後出現了孟子、荀子這兩個儒學大宗,我寫的是“統合仁學與禮學,合外內之道,此乃儒家道統之所在。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才能構建儒家的新道統。”這是我的基本思路。我不認為孟子傳遞著道,如果我們就儒家完整的道統看,會認為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孟子發展了內在,但對外有所忽略;荀子對制度方面比較關注,而對心性、人的道德主體性方面關注不夠。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在孟子、荀子之間爭來爭去,而應該統合孟荀,把二者思想結合起來,在豐富的基礎性上重新做一個結合。我還研究了若干個方面,比如仁學問題、修養方法、孟子的內在方法和荀子的實踐方法怎麼統一等等,這裡就不展開了。

  第三個問題,儒家哲學的探討。我認為早期儒學就是一種本體,而且是過程本體,不管是孔子這個人也好,朱子講的“理”也好,都是過程性的、活動性的。中國儒家講“修身養性”的概念,而西方人一般把“本性”翻譯成HumanNature,本質的東西不能改變,可中國人又為什麼要講“修身養性”?其實中國古代的“性”是一種活動,一個過程,恰恰是要在活動中實踐和展開的。這樣的講法對我們解釋儒家的很多東西具有啟發性,所以這是一個關乎儒家本體哲學重新確立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重新詮釋。對《四書》的解釋不是一個認識問題,不是文字簡單著述就可以了,而是也要一套哲學的思想,然後把這套哲學思想貫穿到闡述經典的寫作中去,形成“《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情況。當然這也有問題,即這種方法在今天是否還適用?香港中文大學一個教授就這個問題說過多次,他堅決反對這個方法,他說古人可以這樣做,今天不能這樣做。為什麼?因為古人這樣做夠客觀,而現代人講自己的東西為什麼要穿著古人的衣裳?這個沒有必要。而我不這樣看,我認為對於集注問題,我們要有一種自覺,即哪些是經典中已經蘊含有的,哪些是我們在它的基礎上進行發揮的。更重要的是經典中很多東西被遮蔽了,真正好的詮釋應該是把這些遮蔽的東西呈現出來,這是更高明的地方。“《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什麼是“《六經》注我”?即《六經》的價值和意義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滋潤了我、養育了我,是謂“《六經》注我”。什麼是“我注《六經》”?我的問題意識、我的時代被我帶入到《六經》之中,是謂“我注《六經》”。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是很好地解釋了《六經》。《六經》見證了一個民族精神成長、發育壯大的歷史,是一種自由的歷史,這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儒家道理所在。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