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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盧作孚為什麼會自殺

http://www.CRNTT.com   2014-05-03 09:48:58

更重要的是，盧作孚的社會理想與經濟思想，也是和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相通的。在《論中國戰後建設》裡，他這樣談到他理想的國家與社會：“在私有財產尚未廢除以前，雖然家庭仍為保有財產的一個單位，但不複是惟一單位，而且不複是人們運用財產的一個單位。人們將以其手腦，其所有一切，參加另一經濟生活的單位——企業組織，或非企業的社會組織中去了”，更進一步會“形成更大的更強有力的集體生活，而以整個國家為一集體組織”，“人在自己有財產的時候依賴財產，有事業的時候依賴事業，沒有財產、沒有事業的時候，或衰養死葬、天災流行的時候，可得國家的救濟與幫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學校的相當幫助；疾病醫藥，可得公立醫藥的相當幫助”；同時，在這樣的國家集體生活裡，奉行“人必須忠於（國家和）集體”的道德原則：“為了忠於（國家和）集體，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犧牲集體以外的一切”。[13]如研究者所說，盧作孚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雖有私有制，有資本家的存在的社會，但無階級對立，無貧富懸殊，無失業痛苦，物質又很豐富，而人與人之間，又是‘人人為社會，社會為人人’，或是人人不謀私，一心為集體、為國家的關係。這顯然是一個經過了改造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14]在我看來，還有濃重的國家社會主義色彩。而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也正是毛澤東所追求的，他後來在中國建立起來的“單位體制”就是這樣的一個“把個人納入集體之中”，既是“一個完善的單位保障體系”（這是盧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個嚴密的管控體系（這是盧作孚當年不曾預料的）。[15]而“為了國家利益要無條件犧牲個人”的倫理是至今也在堅持的。   　　盧作孚在《論戰後建設》裡，還明確提出：“中國未來的經濟建設，極應以計劃經濟代替自由經濟，以競爭代替鬥爭，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業上，減少無謂的損失，加速建設的完成”。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具體的“經濟事業有精密的計劃，但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卻無計劃”，它雖然“亦自有其供求適應的定律，但其供求適應，是追隨於過剩與不足之後，不能事前控制或適時應付”，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你存我亡的競爭”中，更是造成“無謂的損失”與破壞，這都不利於建設的高速度、高效率的發展，而這樣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趕超西方先進國家所急需的。[16]這些思想都和毛澤東的追求相通：毛澤東正是要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最大限度地動員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實行趕超戰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辦大事”依然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經濟，以至治國的基本戰略。盧作孚這一代實業家從“加速建設的完成”的動機出發，接受了計劃經濟，但卻難以預計在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討論表明，盧作孚在1949年決心和共產黨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礎的，最主要的就是兩條，一是振興民族經濟，建設現代化國家，趕超西方國家；一是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而這樣的選擇，又是有相當代表性的。因為愛國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和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當時稱作“進步知識分子”，盧作孚屬於此類）的兩大思想特點。其實，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多少有這樣的傾向，像朱光潛、蕭乾他們都是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就是在1949年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共產黨的原因所在。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盧作孚生於1893年，他的同齡人中，有毛澤東、宋慶齡和梁漱溟，他們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澤東高舉的“新中國”旗幟下，這是頗具象徵性的。   　　但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預伏著以後的衝突。仔細考察盧作孚於1946年所寫的《論中國戰後建設》，在發現他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難看出，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的理解與想象，和同時期毛澤東的設想，還存在著更為本質的差異和分歧。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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