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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戰略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1:06

二、大國崛起的軍事與制度維度 　　顯然，僅有物質或經濟的崛起並非真正的崛起。最典型的例證是，中國在1820年時的GDP仍占到全世界的33%，事實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但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卻幾乎沒有還手之力。這一“悖論”背後的另一事實是，在1800—1900年間，整個西方源於經濟增長而來的能源獲取量只增長了2.5倍，但其軍事力量卻增長了10倍。換句話說，大國的經濟性崛起必須有相應的保障力量，否則便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崛起。這種保障力量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強制性和暴力性的軍事保障，另一方面則是柔性和網絡性的制度保障。軍事性崛起一方面是大國全面崛起的標誌，另一方面也和制度性崛起一道成為大國崛起可持續性的保障。 　　回顧大國崛起的歷史，不管最終崛起是成功還是失敗，崛起的大國往往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軍事實力都是衡量大國實力的重要尺度。強大的軍事能力成為16世紀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崛起的重要支柱，其陸軍超過陸上強國法國，海軍超過海上強國英國：訓練有素的西班牙步兵團成為歐洲戰場上戰鬥力最強的作戰隊伍，而由裝有火炮大型戰艦組成的龐大“無敵艦隊”則雄霸海上。類似地，17世紀崛起的荷蘭擁也有龐大艦隊的海軍，確保了其“海上馬車夫”的地位。例如，荷蘭在1644年就擁有1000餘艘戰艦以保護商業，艦船總數幾乎超過英、法兩國海軍總和的一倍。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崛起也建立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基礎上，其軍隊人數在1710年時達到35萬人，雄踞歐洲榜首。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更是締造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強大軍隊，近乎征服了整個歐洲大陸。英國則依托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強大的海軍艦隊，先後擊敗西班牙、荷蘭和法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海上強國，並據此建立了史無前例的“日不落帝國”。美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真正實現全面崛起的。當時其軍事能力也已躍居世界第一，軍隊規模達到1250萬人，其中750萬駐扎在海外。美國這一軍事優勢一直保持到今天，這也成為絕大多數懷疑“美國正在衰落”的觀察家、學者和政客的最重要論據。 　　的確，如同雅典人在與彌羅斯人的辯論中所指出的，大家“都知道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同時也知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而約瑟夫•奈的研究也表明，大國崛起的主要力量源泉可能因歷史時期的不同而不同，但軍事實力卻是其中少有的常量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軍事性崛起並不必然為經濟性崛起提供有效保障，德國崛起過程中就反覆出現這一悖論。德國自1871年實現統一後便被視作真實或潛在的威脅，其對待軍事能力或軍事性崛起的態度也幾經變化，並導致了重大地不同的戰略後果。在俾斯麥時期，如前所述，德國關注的主要不是軍事性崛起，相反通過建構一種制度性框架使自身的崛起不被人嚴重反對。但在俾斯麥離職後，德皇威廉二世推出擴張性的“世界政策”挑戰英國的海上霸權，迅速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希特勒時期的德國甚至希望將“世界政策”“擴大一千倍”，其結果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二戰後，德國奉行和平政策並致力於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今天德國已經成為歐洲和平與發展的主要支柱，特別是在當前仍持續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之中。由此可見，軍事性崛起是否對大國經濟性崛起產生積極的保障作用，還需取決於如表1所示的日益多元化的大國力量源泉，特別是軟實力或更為宏觀的道德要素。緊隨大國經濟性崛起後的軍事性崛起，如果沒有其他要素的有效支撐的話，極易引發國際社會特別是既存體系主導國或霸權國家的危機感，並可能導致權勢轉移理論所論述的霸權戰爭。的確，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表明，大國崛起往往導致“大國政治的悲劇”，如西班牙的崛起導致的是與葡萄牙爭霸的意大利戰爭和印度洋戰爭，荷蘭的崛起則引發與西班牙的戰爭，而英國崛起和英國治下的霸權時期則有西班牙繼承戰爭、法荷戰爭、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而人類記憶最為深刻的或許是德國崛起與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關聯。 　　當然，還顯示出大國崛起的力量源泉中另一個日益重要的要素，即制度保障。與經濟性和軍事性崛起相比，制度性崛起並非大國崛起階段的必然要求。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往往顯示，制度性崛起總體上晚於經濟性和軍事性崛起，它很大程度上是後二者的後果之一。當然，制度性崛起也可反過來貢獻於經濟性和軍事性崛起。或者說，制度性崛起也可用於維持大國的經濟和軍事性崛起，成為大國實現和維持崛起的可持續性的必要保障。 　　回顧大國崛起的歷史，大凡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善的機制以保證自身可持續性崛起的大國，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了其大國地位甚至霸權地位；反之，則往往是曇花一現。例如，英國在崛起之後建立起了一系列有關自由貿易的規則體系，儘管尚未形成非常正式的制度，但仍為英國霸權的延續貢獻了重大力量。而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則更為明顯：美國不僅在全球層次上建立了以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機制網絡，還在跨國層次上建立起分別以歐洲和東亞為核心的同盟體系，更在國內建立起以公共智庫、情報機構和政策顧問制度，使得其崛起有了相當完整的制度保障。換句話說，美國霸權的制度性保障不僅體現在國際層次上的制度霸權和聯盟中心地位，還體現在其國內的霸權延續保障機制上。還應指出的是，美國的制度網絡還處於不斷地更新之中，這一方面包括因應國際體系的演變而來的對各種機制體制的改革和調整，另一方面也包括對機制體制的創新性發展，如通過國內公民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引領甚或主導全球性的公民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聯盟，通過大型跨國公司建立美國霸權的經濟、技術乃至信息（情報）的保障機制，還通過掌握因特網而建立完善的全球信息和情報收集制度。相比之下，沒有建立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拿破侖法國、希特勒德國和二戰前的日本等事實上都追求通過以戰養戰的方式延續帝國霸權，[25]或者試圖用過時的殖民主義制度來維持霸權，其失敗也因此是注定的。需要指出的是，與軍事性崛起密切相關的聯盟機制的建設，其作用如同軍事性崛起一樣是兩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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