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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將心向明月：儲安平的迎合與失落

http://www.CRNTT.com   2014-09-20 09:19:16

被中止的《觀察》 　　儲安平不是趨炎附勢之人。面對新中國成立，他是真心興奮，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復興強盛的開始。他沒有像很多師友那樣，選擇任職政府，而仍願執筆論政，希望能夠繼續“言論立國”的事業。因此，他的主動迎合，也是希望能夠保住《觀察》。然而，他們的學生張嘯虎意識到了問題，說《觀察》已完成了歷史任務，恐怕還要尋求新的起點。他建議老師仍回復旦任教，遠離政治中心。儲安平此時也已不像年初那樣樂觀。但是，他靠《觀察》起家並以之為身家性命，絕不能放棄。 　　新政權成立後，新聞總署也相繼成立，管理全國報刊雜誌。新華社是發布新聞的唯一權威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報作為權威報紙。私營報紙被改組或停辦，少數報刊雖繼續存在，卻逐步國營化、政治化。延安時期的“黨性第一”、“反對虛假真實性”、“運用報紙指導運動”、“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等原則推廣到全國。在新的標準下，儲安平的心態可以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他多次與領導商談請教，仍覺政策不好掌握，群眾心態也不好琢磨。 　　11月1日，《觀察》複刊，開篇文章便是一篇檢討。儲安平說，對讀者而言，《觀察》任務是向進步讀者學習，團結改造那些和自己一樣，思想落後但又向往進步的讀者群眾；對政府而言，聯絡一切進步學者撰文，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計劃報告；對黨群關係而言，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讓政府有更多機會了解民間的聲音。儲安平最後提出，如果各級政府有違反政策或偏向行為，《觀察》可能會根據具體事實，提出建設性批評。 　　但是，在新的階級架構下，工人是領導，工農聯盟是基礎，知識分子只能算小資產階級，需要向工農群眾學習，不斷改造思想，以符合新社會的需要。知識分子本身必須嚴格地自我批評否定，似無資格批評政治。而且，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家建設提上日程，從情感上講，這個時代似乎也不適合再採取《觀察》式的暴露式批評，否則上不能報周恩來、胡喬木的“知遇之恩”，下不能見容於熱愛毛澤東的讀者們。 　　由此，儲安平努力學習新名詞，體會新思想，試運用馬列主義的精神指導寫作。比如某期開篇社論《斯大林教導了我們》，歌頌斯大林在中國剛開始革命的時候，首先為中國指出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帶領蘇聯取得革命勝利，為中國提供參照，減輕了革命進程中遇到的困難。有研究者懷疑類似社論未必出自儲安平之手，實際上這些都是儲安平執筆，成稿後和其他編輯字斟句酌商討，反覆修改的產物。當然，還要請示上級領導。 　　雜誌多了“思想與生活”一欄，配合思想改造運動。雜誌末尾開始刊登學習性的文字資料，以滿足廣大“落後群眾”學習新精神的需要。比如：“什麼是計劃經濟？中國目前能否實行計劃經濟？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名字有什麼區別？在無階級社會中的社會發展原動力是什麼？”……《觀察》從馬列著作和權威文件中摘抄出答案，詳細解答這些問題。 　　舊讀者期待《觀察》再創輝煌，複刊號竟發行了萬餘份。但是，發行很快一落千丈，雜誌完全虧損。對此編輯林元的看法是：“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在蔣政權統治下得不到的東西，已經得到；所關心的時局信息，已由全國報刊敞開介紹，《觀察》的讀者轉移了。”然而，事實恐怕未必如此。而且，新中國的報人已從自由職業者變成國家工作人員。觀察社是民營組織，編輯一無編制，二無地位，三無職稱，社會地位低，身份十分尷尬。 　　儲安平終於意識到在集體主義的時代，由私人主持刊物已不合適。1950年春節剛過，他就向朋友們咨詢《觀察》的歸屬問題。2月，他直接和胡喬木接觸，希望政府接管。5月，政府同意將雜誌改組為《新觀察》。剛剛籌備時，他還和接手者碰過頭，後來完全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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