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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父親湯用彤的矛盾心態

http://www.CRNTT.com   2014-09-13 12:11:31  


 

  康香閣:在當時的環境下,中國完全向蘇聯一邊倒,蘇聯的一切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留在國外有機會上莫斯科大學,這在許多人看來,既是組織上的信任,更是難得的機會,您為什麼選擇了放棄?

  樂黛雲:在當時,我自己也說是不清什麼原因。我雖然積極參加各種革命工作,但內心深處卻總是對政治懷著恐懼和疏離之情。這種內心深處的東西,平常我自己也不覺察,但在關鍵時刻卻常常決定著我的命運。

  康香閣:當時您已經和湯先生戀愛了,湯先生非常擔心您不回來。您選擇返回北大是否和湯先生也有關係?

  樂黛雲:當然有關係,這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潛在的影響。

  康香閣:我讀過季羨林先生為您的《透過歷史的煙塵》一書寫的序言,其中寫道:“黛雲的前半生,歷遭磨難,透過歷史的煙塵,她看到過極其令人憤懣的的東西。正當別人晝思夢想使自己在國外的居留證變成綠色,對於這些人來說,太平洋彼岸就好像佛經中描述的寶渚到處是精金美玉,到處開滿了奇花異卉,簡直是人間樂園,天上福地。留在這樣一個地方,對於黛雲和一介來說,垂首可得。然而,他們卻仍然選擇了中國。”季先生的這段話寫得很深重,他說您們“歷遭磨難”,“仍然選擇了中國”,“選擇了北大”。我覺得這是您對北大的第三次選擇,這次選擇從美國返回北大,思想上是否猶豫過?

  樂黛雲:《透過歷史的煙塵》是我的一部散文集,其中寫到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北大經受的歷練。

  康香閣:我沒有買到這部 1997 年出版的著作,您在這部書中敘述的情形,可以講一點嗎?

  樂黛雲:可以,1957 年,我擔任中文系教師黨支部書記,滿懷激情地想幹一番事業。當時的文科刊物非常少,而這些刊物又只發表名人的文章。我們教研室幾個青年教師一商量,就想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刊物,專門發表青年教師的學術成果,刊名暫定為《當代英雄》。我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在經費方面,我們打算自凑一些,向教授們募捐一些。當我興高采烈來到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家,向他匯報辦刊籌備情況並向他募捐時,王先生警告我們立即停辦。王先生是位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那時,已是 1957 年 5 月,他已經敏銳地感知到政治風向的變化。我們按他的要求停了下來,但為時已晚。

  1957 年 6 月反右開始,1958 年 2 月,我們教研室10 個人,有 8 個人就為此事都成了右派。我是支部書記,當然是領頭的,就成了極右派。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每月 16 元生活費,下鄉勞改。當時我的第二個孩子剛滿月,一劃右派就要馬上下鄉去接受監督勞動。我的公公湯(用彤)老先生是個儒雅之士,最不願意求人,也很少求過人。這次為了剛出生的長房長孫,他非常違心地找了當時的學校副校長江隆基,說孩子需要喂奶,為了下一代,母親能不能緩期去接受監督勞動。江隆基是 1927 年入黨的,曾經留學德國,是一個正派的人。他同意讓我留下來喂奶 8 個月。剛滿 8個月的那一天,通知下來,讓我立即下鄉。我來不及同正在鄉下搞“三面紅旗”的丈夫告別,第二天就下鄉接受“監督勞動改造”去了。

  我勞動改造的地方在北京遠郊門頭溝區的崇山峻嶺中,我們從山裡把石頭背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我還放過豬。我盡全力工作,但由於我不“認罪”,因此遲遲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回家探親,雖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剛滿周歲的兒子!

  在“勞動改造”期間,我的丈夫給我寫信,每次都是寫“樂黛雲同志”收,他堅信我根本就不是什麼右派。後來人家告狀,說他和我劃不清界限,他因此被狠狠批評一頓,還被給了一個警告處分。但他寫信還是繼續寫“樂黛雲同志”收。那時候,一個家庭出現右派,常會給全家帶來災難,以至妻離子散。我們靠彼此的堅定信念渡過了難關。

  1962 年底,我奉命返回北京大學,恢復公職,職務是資料員。不到一年,又讓我給政治系上《政論文寫作》課。如此政治性很強的課程,怎麼讓我一個“摘帽右派”去承擔呢?大概就因為這個課沒有人教過,容易犯錯罷。我非常小心,深知會動輒得咎。果然,1964 年夏,學生們暑假後從鄉下回來,我給的作文題目是:就自己的耳聞目睹發一些議論。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頌德,唯獨班上的共青團書記,寫的卻是家鄉大躍進和共產風給老百姓帶來的危害,並從理論上討論了杜絕這種危害的可能性。文章寫得文情並茂,入情入理,而且與我在農村的經歷完全相合。我當然給了高分,並讓他在全班朗讀,得到了同學們的一致好評。不久,全國大反右傾翻案風開始,我一下子被揪了出來,成為煽動學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的頭號“典型”。我再度被逐出講台,並被“監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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