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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懂得”那個時代的人走了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可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發揮儒學真精神

  王:您認為應該從這樣的思路來探討儒學的所謂第三期發展?或者說,您認為可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這三個命題來闡發儒學的真精神,使之有益於當今世界?

  湯:我把先秦儒學看作是儒學的第一期,宋明理學,即新儒學是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指的是近百年以來在西方思想衝擊下發展起來的現代新儒學。由於“五四”運動以來“民主與科學”成為國人追求的目標,現代新儒學的代表們把很大力量花在論證“內聖”之學可以開出適合現代民主政治要求的的“外王”之道來,以維護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內聖外王”的格局,同時又在論證“心性”之學經過“良知的缺陷”可以開出科學的認知系統,以便使中國哲學也有一個可以與西方哲學並立的知識論體系。可是我認為,我們似乎不必由這條路子來考慮中國哲學的價值和意義

  我認為儒家第三期發展可以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來探討。“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最基本的命題,它最能體現中國哲學的特點,它是以人為主體的宇宙總體統一的發展觀,“知行合一”與“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這個根本命題派生出來的。“知行合一”是要人既知“天(道)”和“人(道)”以及“天”與“人”之合一,又要在生活中實踐“天(道)”和“人(道)”以及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人(道)”本於“天(道)”,所以知“天(道)”和行“天(道)”也就必然能盡“人(道)”。人要知和行“天(道)”,這就不僅是個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個道德實踐問題。人要知和行“天(道)”,就必須和“天(道)”認同,“同於天”,也就是說必須承認“人”和“天”是相通的,因此“知行合一”要以“天人合一”為前提。“情景合一”無非是要人們以其思想感情再現天地造化之功,正如莊子所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這就是說,“情景合一”也要以“天人合一”為根據。

  那麼,中國傳統哲學關於“真”、“善”、“美”的問題為什麼追求這三個“合一”呢?我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或者與西方哲學不同,它並不偏重於對外在世界認知的追求,而是偏重於人自身價值的探求。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要有一個理想的“真”、“善”、“美”的境界,達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境界的人就是聖人。在中國古代的聖賢們看來,“做人”是最不容易的,做到與自然、社會、他人以及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就更加困難。這種“做人”的學問就是孔子所提倡的“為己之學”,也就是張載所追求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人生境界。如果我們給中國傳統哲學一個現代意義的定位,它的真價值所在,我認為正在於此。

  王:這是您八十年代的思路吧,現在有沒有什麼改變?

  湯: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在深化。曾有一位比利時的學生做碩士論文,以我為題,他說,湯一介為什麼不說他是哲學家?我說,我是一個哲學史家。因為我並不認為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哲學體系,我現在是研究一個一個哲學問題。好象我的長處是,從八十年代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提出新的哲學問題來。最早我提出的是哲學概念分析的問題,後來提出真善美的問題,再後提內在超越的問題,等等。現在我注重的是詮釋學的問題,寫了6篇關於詮釋學的文章。但是怎麼樣把它成為一個系統呢?我還沒有做到,還是比較散的。

中華民族正處於一個偉大復興的前夜,此時需要“反本開新”

  王:您有做成體系的打算嗎?

  湯:可現在好象沒有時間了,因為要做《儒藏》。我是這樣看的:中華民族也許正處在一個偉大復興的前夜,當一個民族處在一個偉大復興的前夜,她必須回顧自己的歷史文化,從中吸取力量。這個我很可能是受了雅斯貝爾斯(德國哲學家,1883—1969)軸心時代觀念的影響。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說,在2500多年以前,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現了幾個最偉大的思想家,比如西方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出現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現了釋加牟尼;以色列出現了猶太教的先知,這樣一些文化傳統以後一直在影響人類社會,歷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飛躍,都要回到源頭去尋找力量,發出新的光輝。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文藝復興,它要回到古希臘;中國的宋明理學,它要回到孔孟(研究孔孟)。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類文化正在進入新的軸心時代,中華民族要發展,就必須回顧我們的文化傳統,“反本開新”。“反本”,就是必須對我們的哲學源頭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會越有面對新世紀的強大生命力;“開新”,一方面必須對我們的傳統哲學做出新的合乎時代的新解釋,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們傳統哲學的資源來對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創造出新的哲學理論。在這個文化轉型時期,我們要有一個文化上的自覺。

  王:所以您認為編《儒藏》更有意義。

  湯:新編一部《儒藏》,也許對這樣一個大的時代,有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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