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模式”難以在全國複制

http://www.CRNTT.com   2015-01-09 11:53:28

APEC峰會期間，一度被詬病的京城霧霾消失一空 　　中評社北京1月9日訊／學者羅天昊撰文《“北京模式”難以在全國複制——2014年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內容如下： 　　雁栖湖畔，流連忘返。 　　APEC峰會期間，一度被詬病的京城霧霾消失一空，到處藍天白雲，令人印象深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閉幕會上表示，希望通過努力，將APEC藍保持下去。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在國際性會議上，直指中國的環境問題。 　　中國持續三十多年高速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尤其是環境和生態受到了巨大的破壞。大規模霧霾的出現，是對於傳統發展模式的巨大警示。  　　當下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常態”，其中一個典型特征，就是高速時代落幕，未來將保持一個長期的中低速，，而一旦中國步入平原期，要在強國的競爭中勝出，必須另辟蹊徑。提高發展質量，成為中國未來國家戰略的重要根基。 　　2012年春，我主持研發了“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而在2012年秋，習近平在南方考察時提出，中國不僅需要發展速度，更需要關注發展質量，我們的構想，可謂與中國未來發展大勢不謀而合。 　　推出“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可以引導各地重新衡量本地發展的標準，改變單純以速度論英雄，以GDP論英雄的成見，更為科學，客觀，多元地規範各地的發展戰略，將其納入到中國未來發展軌道之中。 　　2014年中國省市（區）發展質量排名 　　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內蒙古、重慶、湖南、河南、海南、吉林、河北、湖北、黑龍江、四川、陝西、寧夏、山西、廣西、江西、雲南、新疆、貴州、安徽、甘肅、青海 　　注：1，本排名不包括港澳台三地，西藏因全境處於禁止開發區域，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故不參與排名。2，所有數據，均取自各地公開發布的2013年發展公報，以及其他公開發布的2013年度數據。3，2013年度GDP相關數據，因校正數據國家與地方的完成時間不一致，故統一以校正前為准。 　　2014年中國省（區）發展質量前十名（不含直轄市）： 　　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內蒙古、湖南、河南、海南 　　注：1，本排名不包括港澳台三地的城市，西藏因全境處於禁止開發區域，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故不參與排名。2，直轄市面積小，三產集中，人均GDP一般比較高，與省級單位不盡公平。故特別進行不含直轄市的另外排名，3，所有數據，均取自各地公開發布的2013年發展公報，以及其他公開發布的2013年度數據。4，2013年度GDP相關數據，因校正數據國家與地方的完成時間不一直，故統一以以校正前為准 　　2014年中國重點城市發展質量排名（前三十名） 　　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無錫、佛山、蘇州、寧波、杭州、呼和浩特、天津、長沙、常州、珠海、南京、武漢、唐山、海口、沈陽、成都、鄭州、太原、長春、惠州、南昌、西安、哈爾濱、濰坊、重慶、西寧 　　注：1，本排名不包括港澳台三地，西藏因全境處於禁止開發區域，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故不參與排名。2，所有數據，均取自各地公開發布的2013年發展公報，以及其他公開發布的2013年度數據。3，2013年度GDP相關數據，因校正數據國家與地方的完成時間不一致，故統一以校正前為准 　　4，重點城市的界定，主要參考經濟總量，區位優勢，政治地位等方面。 　　2014年中國重點城市發展質量前十名（不含直轄市） 　　深圳、廣州、無錫、佛山、蘇州、寧波、杭州、呼和浩特、長沙、常州 排名解讀：中國需要有質量的發展 　　如何衡量地區發展的真實質量？ 　　不以GDP論英雄。 　　不過，如果完全拋開GDP，則地方發展無法衡量，最容易畸變為劣幣驅逐良幣的機制。搞花架子者上位，幹實事者吃虧，絕非國家之福。張五常雲，地方競爭，乃是國家進步的動力之一，深以為然。由此，建立一種既不拋棄GDP，又不完全以GDP論英雄的衡量機制，乃大勢所迫。 　　在本人研發的“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體系中，初步設定了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五大指標，分別為發展速度，民營經濟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內生發展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成反比），人均GDP。所有數據，均取自各地已經發布的公報。以及各地年鑒，其它統計公告等。 　　有數據，無爭議。夠簡單，易明了。 　　克強指數只需三項，此排名五項數據，其實已經大致可以衡量地方發展質量了， 確實有一些指標亦可反應發展質量，比如單位產出，單位能耗，單位水耗，環境指數等，不過，鑒於有些數據地方政府諱莫如深，無法取得統一數據，只得作罷，此項排名非常嚴肅，所有的數據均需公開，如數據不公開，則寧願暫緩，以待來年。 　　選取這五個指標，大體上還是可以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質量。基本可反映真實的經濟發展狀況。 　　本次“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的前十名，分別是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內蒙古、90%集中在沿海；而在“中國重點城市發展質量排名”中，入選的前十名城市，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無錫、佛山、蘇州、寧波、杭州、呼和浩特等，全絕大部分都是沿海城市，這絕非巧合。最近幾年，中國東部區域增速都在降低，而這個體系中，東部仍然獨領風騷，說明速度可以降低，但是一些好的發展模式，仍然需要堅守，不可放棄。 　　內生增長能力，考察一個地方的自我發展能力，尤其在全國投資瘋狂的情況下，這一指標設立尤其重要；一個地方經濟是否富有活力，民營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第三產業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人均GDP是最直接的指標，經濟總量的創造，是靠人海戰術，還是搞高素質的人口，由此一目了然。 　　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五大指標遠非完善，不過，欲求大道， 必先有人開山劈石，再有人修路架橋，開山之責我輩承擔，架橋之功留待後人。 中國需要提倡內生式發展模式 　　我們提倡什麼樣的發展模式？ 　　2012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3.8%，浙江為49.4%，在全國所有省中，唯有廣東和浙江的占比沒有超過50%。能夠堅守正道，在逆勢中保持真實的競爭力，其努力尤其可貴。具體到城市，深圳投資占GDP的比重最低，只有17.9%，為國內唯一低於20%的城市。堪稱國內最具經濟造血功能的城市。 　　到了2013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6.8%，而浙江已經突破50%，都呈現緩慢上升勢頭，唯有深圳降低到17.2%。 　　這說明全國形勢非常嚴峻，雖然國家文件上說要降低投資，依靠內生發展，但是目前落實的並不理想，投資仍然居高不下。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78.6%。轉變發展模式，迫在眉睫。不能光甩開膀子喊。 　　大批的民營經濟巨頭，大批的中國馳名商標，在沒有任何輔助的情況下，在廣東和浙江草根生長。中國需要廣東，浙江這樣具備自我發展能力的地方，廣東模式不可倒。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工業化不一定消耗投資，片面城市化才消耗社會財富。 　　佛山進入前五名，令人驚訝。一直以來，佛山都是中國最著名的製造業工廠，順德、南海均為中國製造業重鎮。在印象中，似乎從事傳統產業的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率一定很高，佛山反而很低，其中有何奧妙？ 　　或者其中最大的區別是：別的地方都把資本投向了鐵工基，而佛山的投資，更多偏向工業設備等領域，而後者的投資額比前者小得多，雖然對GDP的撐門面效果遠不及重工業和鋪路架橋來得快，但是真實效率也高得多。這樣的GDP，是一刀一槍拼出來的，亦是值得真正尊敬的。 　　佛山現象，絕對值得中國關注。 　　同類的城市，還有長三角的無錫。無錫除三產不夠發達之外，在其餘幾乎所有的領域，均領先全國，尤其是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很低，與佛山一樣，作為工業城市，非常難得。同時，無錫的單位產出效率，是在國內位列前三，僅次於深圳等極端個別城市。  “投資補課”論的荒謬 　　這幾年，我考察了數十個國內城市，發現中西部地區的主政者，有一個普遍的情緒，認為東部已經完成了崛起，前期已經投資過了，該輪到我們的，憑什麼我們不能靠投資？此即“投資補課”論，同樣，就國家層面而言，也存在一種“投資補課”論：歐美都已經是發達國家了，我們不搞高投資？怎麼追趕？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巨大的誤區。事實上，東部的發展，並非靠投資，從改革開放至今，廣東以及浙江的綜合投資率，是低於全國水平，而非高於全國水平，其內生發展能力極度強勁，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體經濟，依靠製造業企業，不是說它們以前高投資，現在該輪到中西部，而是它們與國內平均水平比，從來沒有高過。 　　就國家而言，亦是如此。 　　歐美國家當下的投資率，大約在20%左右，歐美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標準，發展階段不一樣，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 　　我們的窮哥們，金磚四國之間的投資比較，也許更有說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增長率至少在8%以上，與中國接近，但是，他們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卻比中國低多了。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為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平均是0 .48，印度是0 .27，巴西是0 .17，俄羅斯是0 .25，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超過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比歐美高，也比同樣奉行趕超戰略的窮哥們高。 　　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他們是不是在趕超歐美的時候奉行高投資戰略？ 　　日本從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的經濟起飛期，平均投資率為33.9%，其中1967 年到1974 的最高峰的八年間，投資率在35%以上，此後逐步下降。韓國在起飛期間，投資率為35%，而當下，日韓的投資率穩定在20%左右。 　　日韓的投資變化，與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理論基本吻合：在經濟起飛階段，固定資產投資率保持在35%左右的高水準，而在成熟期和高額消費階段，則下降至20%左右，並隨科技的發展上下波動。 　　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平均投資率，超過37%，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而自2003年以來，已經近十年超過了40%。作為後發國家，適度的“投資補課“可以理解，但是絕對不能沒有止境，乃至損害內需，戕害經濟元氣。 　　弓弦已滿，不鬆則折。 　　韓轉型經驗是：減少投資，啟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調整產業機構，打擊財閥，打破壟斷，開放市場，鼓勵民間投資等。中國當引以為鑒。  “北京模式”難複制，第三產業需適度 　　第三產業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正因為如此，追求較高的第三產業比重，成為很多國家和城市發展戰略的重點所在。在十二五計劃中，發展服務業，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突圍之策。 　　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在50%左右。2012年，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大約為44.6%，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確有增長的空間。 　　2013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重為76.9%，成功實現了“三二一”的經濟結構。“北京模式”無疑為中國迫切希望轉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樣本。 　　不過，中國仍然屬於後發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產業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北京模式”恐難推廣， 就國家大勢來說，中國仍需堅持製造業立國，第三產業不可寄望太高。 　　中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不僅表現在各個區域之間，同時也表現在各個經濟圈的城市之間。各個城市都力爭上游，搞平均主義並非上策，保持各自優勢，進行合理分工，最後達到產業協同，才是更優選擇。 　　北上廣深率先完成第三產業布局，部分中心城市成為區域性服務業中心，多數城市以生產性服務業和工業立市，可能更為合理。全國水平無需追歐美，保持50%左右適中。 　　武漢的三產比重達到47.7% ，雖然沒有達到50%，但是仍然高出全國平均水平。作為中部重要的重工業城市，武漢的產業轉型值得肯定。 中國需要釋放民營經濟的能量 　　哪裡的民營經濟活躍，哪裡的經濟就發達，哪裡的人民群眾就富裕。 　　廣東和浙江經濟活力冠絕全國，某種意義上正因為其強大的民營企業造血功能，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其真實經濟質量越高。華為，騰訊等崛起於深圳，方太、雅戈爾等崛起於寧波，絕非偶然。 　　一個值得警惕的歪風是，很多地方對於培育實業、扶持本土企業缺乏耐心，熱衷於央地聯姻，搞大項目，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百上千億，效果立竿見影，為眾多省市所追逐，助長了地方投機主義。 　　在此情況下，那些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地方，其發展更為艱難，也正因為如此，其發展的真實效率，亦比一般地方高，而其堅持實業，堅持培育本土企業，堅持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戰略，更富有遠見。 　　福建能夠入選前十名，其民營經濟的強勁功不可沒。此前，福建在沿海省份中，經濟總量並不大，但是，福建的民富卻比較明顯。福建在中國省級單位中民營經濟占比列前三，自此自貿區落子福建，未來需進一步發揮民營經濟的優勢。  　　羅天昊　國資委商業科技中心研究員、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著有《大國諸城》 　　來源：搜弧財經2014-12-29 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