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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要有自己的民主選擇

http://www.CRNTT.com   2015-03-17 10:51:35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政治學界許多學者往往將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視為是不可驗證的，因為很難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間，找到因果關聯。   　　除文化之外，另一個廣受強調和重視的因素，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鑒於西方民主國家社會經濟發達，很多學者試圖找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一般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變得不可避免，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往往和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參與意識等聯繫在一起，而這些都有助於民主的發生和發展。   　　不過，這馬上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為什麼在有的亞洲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其發達的社會經濟基礎，卻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呢？再者，就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和技術手段（如多黨制和選舉）來說，任何社會，不管其經濟發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把亞洲社會分成三類，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會，就會發現這些社會，有些已經成為成熟的民主社會，有些正處於民主化過程中。   　　儘管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會都具有西方所定義的民主特征，即多黨制、選舉、政黨輪流執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不一樣。人均國民所得1萬美元的國家或人均國民所得2000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化，但兩個民主的品質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現為和平理性，後者則往往表現為暴力和非理性。同時，民主政治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社會在民主化後，政局不穩，導致低度發展；一些社會則在民主化後，陷入了長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有一些原來已經達到高收入水平的社會，民主政治無從形成有效政府，從而走向民粹主義，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由於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之間，並不存在對應關係，學者轉而強調領導人對民主的態度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領導人的態度，民主化進程主要取決於領導人在特定時刻所做的決定。從經驗上說，這的確在一個社會的民主化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但這又怎樣呢？領導人可以促成社會的民主化，卻沒有能力決定民主的品質。亞洲社會並不缺乏對民主具有虔誠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們終身追求、踐行民主，但並沒能給他們的社會帶來實質性的進步。反之，那些對西方民主抱有懷疑甚至抵制態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生前或者身後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們所批評甚至攻擊，但正是他們造就的社會經濟發展，為他們的後人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歷史有時就是這麼具有諷刺意義。 　　實際上，對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響力的是地緣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過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裝成普世的東西，卻把地緣政治這個關鍵要素排擠在視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現之前，各國政治精英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競賽，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社會主義陣營的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陣營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弊端逐漸顯現，其經濟相對於西方國家日益落後，沒有了競爭能力，同時社會主義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魅力也逐漸消失。蘇聯實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結束冷戰，在和西方的地緣政治之爭中落敗。正是冷戰國際格局的終結，促進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發生，有效鼓勵了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把民主擴展到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如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上世紀末就預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將在中東、北非等專制國家發生。民主化的確在那些國家和地區發生了，但不是內生的，而是西方地緣政治延伸的結果。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占領和其它種種推動民主化的努力，很難想像這些國家和地區會實現民主化。結果又怎樣呢？這些由外力推動的民主，是否符合當地人民的願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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