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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迷思

http://www.CRNTT.com   2015-05-21 17:17:47

在發展過程中，後發國家往往要經歷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退出報酬較低的農業工作，進入城市，進入工業體系。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投資邊際收益的逐漸縮減，勞動者地位提升、收入提高也是必然的趨勢，而這也必然帶來勞動者組織形態和權利訴求的變化。公民權利伸張、社會公平、貧富差距縮小，也是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民衆的必然呼聲。就像在中國，第一代的農民工也許只求溫飽和養家，但第二代的農民工會更加重視自身權益保障。所以在經濟增長後，社會改革要順勢而行，而不能人為遏抑。 三 　　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史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其中的不同。 　　日本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經濟騰飛，徹底從戰爭的殘垣斷壁中走出，一舉躍入發達國家行列，在1968年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對此，上世紀60-70年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功不可沒。當時日本的改革措施除了增大對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投入之外，另一個重大的方面就是重視勞動者，比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職業介紹機構和安置機構，加快解決影響勞動力遷移的住宅問題，健全失業者保障制度，加強對中年以上勞動力的職業培訓等，同時日本政府還非常重視增加社會保障與福利開支。多管齊下之後，原定在1970年完成的國民收入倍增目標，提前三年在1967年就得以完成。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勞動者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不斷提高，由此帶來的消費能力也帶動了制造業本身向高端轉型。 　　通常認為拉美國家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代表，反觀它們，一直沒有改變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結構，多數國家長期處於中產階級虛弱的“啞鈴型”社會結構中。精英階層得到政府的優先支持，獲取政治經濟機會，包括工人內部也存在國有領域內的“勞工貴族”與私人部門中弱勢的工人之分。再加上選舉政治中收買選民行為盛行，政府開支缺乏約束，同時宏觀經濟政策不良，對印鈔和債務的過度依賴，都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與金融危機頻發。在嚴峻的社會緊張與經濟困境相互交織下，這些國家雖然很早就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長期在其中徘徊，甚至還有爆發經濟危機或社會危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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