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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西川滿編《台灣文學集》封面。(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北京7月16日電(作者 汪毅夫)我曾見西川滿編的《台灣文學集》(圖一、圖二)。該書收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和周金波等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分為評論、隨筆、民俗、詩和小說5類)31篇(包括詩歌裡的“他一篇”即另一章),日本大阪屋號書店1942年8月版。全書裝幀精美,作為日據台灣時期的文學貴族,西川滿編、寫的書總是穿著貴族的華麗外套。
記得近20年前,有個學生告訴我,他在碩士生階段做的是西川滿研究。我第一句話便是告訴他,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在台灣創作的文學作品一概不屬台灣文學的範疇。在日據時期,西川滿等眾多的日本人是依據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進入台灣的非法居住者。西川滿等人或出於政治需要、或由於文學愛好,執業成了作家。他們的作品是好是孬,完全不關台灣文學一毛錢。這是研究者必須有的認知。另一方面,作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背景或者說時代陰影,日本作家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又是台灣文學史研究不當忽略的部分。西川滿是日據台灣當局的“禦用文學家”,是“日本文學家報國會台灣支部”理事長、“台灣文學奉公會”理事,又是台灣“皇民文學”的指導者。西川滿編的《台灣文學集》裡,周金波的《志願兵》就是台灣“皇民文學”的代表作。日人在台實行“志願兵”制始於1941年6月,1941年9月周金波即發表《志願兵》予以熱烈響應。《志願兵》表彰了張明貴和高進六(高峰進六)在外型、也在精神上“皇民化”的努力。西川滿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上是作為陰影、作為背景而存在的,對西川滿的研究應該是批判性的。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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