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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民族復興與多重治理考驗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2020年1月11日的台灣大選，蔡英文高票當選，韓國瑜落敗。這是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的一個新的起點。在選舉政治的誘導下，在台灣本土化的絕對正確壓力下，國民黨的政治立場與論述空間不斷遭受侵蝕，甚至出現了“中間化”乃至於“綠化”的趨勢：一方面，國民黨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卻是進一步“去中國化”，違背國民黨立黨宗旨；另一方面，國民黨黨主席競選中出現了“郝龍斌現象”，立場論述從“九二共識”進一步後退，向民進黨立場靠攏。國民黨的“政治割據主義”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語境化的現實壓力，但根本原則喪失所帶來的政治代價更大。如果國民黨思考的衹是島內選舉政治利益，而喪失國家民族大義及兩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與擔當，就真的變成“台灣國民黨”而永遠不可能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獨特貢獻了。是僅僅著眼於島內選舉分利而喪失原則，還是堅持原則而有所謀劃和擔當，是對這個百年老黨的一次生死考驗。 　　在香港台灣化與港台分離主義影響下，港台在國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現出的敵意、疏離感和自私性是令人憂慮的。比之於中國內地及全球性的共同應對努力，港台地區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灣當局在口罩產能有餘的條件下宣佈禁止對外（主要是大陸地區）出口，限期大陸遊客離境，阻撓台商包機返台，在兩岸人民之間製造民意對立與情感裂痕，撈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實行暫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費醫療、變相封關等措施，存在剛性切割本地與內地聯繫及忽視患者醫療人權需求的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費用也有悖國際慣例；其三，香港出現針對武漢疑似患者的身體和語言暴力，醫護人員存在消極怠工、歧視對待與逃避責任的行為，醫護罷工和黑暴派尋釁進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平；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對武漢肺炎進行政治“抽水”的情況，如陶傑、何韻詩等人輕佻甚至幸災樂禍的言論。當然，這是港台形象的一個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義的面向。作為中國同胞，港台社會仍然存在從民族情感與專業學術層面實際“參與”武漢肺炎危機應對的人士，如台灣存在藍營人士的民間自發援助行為，香港存在民間人士、科研機構共同參與防治過程的行為。這些表現，有些是治權當局回應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為，有些則出現了過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的行為，還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對內地的仇恨和敵意。 　　筆者相信，港台在武漢肺炎危機中的“逆向”措施並非港台社會多數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當局、文化精英及傳媒體系的政治化操作與誤導，以及相關的行政決策及離岸舉措，實在距離“一個中國”的同胞互愛倫理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合作互惠倫理甚遠，在此意義上，港台所謂的現代化仍存在價值面的深刻缺陷。當然，我們並不迴避內地治理體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應對武漢肺炎危機上的弊病與錯漏，這些正是內地治理現代化和公民養成的未竟課題。問題是，港台以此種操作持續損害國家信任與內地民眾同胞情感，長遠來看對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僅是在遠離國家，也是在遠離全球化和危機應對的普遍價值，其所依賴的其實也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狹隘的地方主義，一種前現代的潛伏價值觀。這種潛伏價值觀是港台現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現，武漢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SARS類傳統疾病，並宣佈這屬於“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這是中國新時代國家治理面臨的嚴峻挑戰，武漢當局的信息遲延與治理不作為被視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國家介入後實施了超強的隔離管制、全民防疫動員、全國性支援行動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幹部更換問責措施。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作為超大規模共同體的中國而言，不是簡單的制度移植問題，而是複雜的制度實驗、制度競爭與制度建構問題。但是，中國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環境下，國民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實際體驗、比較及要求是不斷提高的。這種治理比較不僅存在於中國和外國政府之間，也存在於中國內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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