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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我為什麼要質疑文懷沙？

http://www.CRNTT.com   2009-02-26 11:48:15

青藝是文懷沙工作過的地方，自1953年調入，到1963年底入獄，前後達十年。正是從青藝老人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文懷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隨後認識的蕭乾、文潔若夫婦，與牛漢先生一樣，都是文懷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從他們那裡，同樣聽到過關於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時我與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來，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懷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為研究巴金和撰寫《蕭乾傳》而去採訪卞先生的，後來，編輯“五色土”副刊時，又請他新開“居京瑣記”專欄寫稿。他寄來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銘》，是為他們的房子遇到麻煩而呼籲的。他們住在幹面胡同中國社科院宿舍的頂樓，每遇下雨，房頂就往下漏水，夫婦倆不得不四處用臉盤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溫不火，改“陋室銘”為“漏室銘”，把窘狀描述出來，令人同情與焦慮。文章發表後，有了很大反響，我當即與房管部門聯繫，他們也馬上派人去樓頂重新鋪瀝青，從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為此事，卞先生專門來信致謝。也是因為這一緣故，我去他們家的次數也更多了，我們的通信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與書信，我珍藏至今。 　　後來，從一些文學界的前輩那裡，知道青林很有才氣，寫過小說。自然，他們也談到過與文懷沙相關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諒他在她懷孕和坐月子期間做了某件事，才決定離婚…… 　　因此，可以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懷沙其人其事廣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聽。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經公開，使人有“爆料”之驚。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這些事情，大多避而遠之，當時的許多文化界活動中，也就很難見到他的身影，這一點，查閱當年的相關報道即可得知。 　　雖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從沒有想到要寫出來。第一，他不是我所關注的對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從來沒有把他視作一個文人；第二，在我看來，這屬於個人品行，是受害者與法制部門管的事，何況他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不過，雖然我沒有公開寫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響的範圍裡，卻盡量不讓媒體朋友報道他。幾年前，《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北京做一個文化老人系列採訪，請我幫忙聯繫周有光、楊憲益、王世襄、黃苗子、黃永玉等，名單上本來還有文懷沙，被我毫不猶豫地淘汰。吉林衛視有個《回家》文化紀實欄目，專門拍攝文化界名人與故鄉、母校的關係，從一開始我就擔任這個節目的藝術顧問和策劃，一次，制片人曾去聯繫過文懷沙，但我堅決反對：“這個系列裡，不能有他。”很高興，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 　　這便是我二十多年來對文懷沙先生所採取的一貫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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