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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實驗 小學生競選陣勢堪比美國大選 | |
http://www.CRNTT.com 2010-01-26 09:09:24 |
他最終如願以償,在最後的全校投票中,獲得了1120張選票。新任學生會主席工作很賣力,挑選了“很精幹的內閣成員”、“整頓了學生會工作的風氣”。他要求助手們每周都寫工作計劃,在每周例會上共同討論。 黃浩芃的母親,對兒子的學業多少有些擔心。她希望兒子在“服務好同學”的同時,也能保持住現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績。畢竟,“無論學生會的工作做得多麼好,最後能有好成績,考上好大學,才是根本”。 但黃浩芃卻對自己的未來很自信。他覺得,“在這所學校裡學到的東西,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用得上”。 “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 當了近30年老師,陸平還是第一次被學生當面批評,而且還是在校長主持的學生會例會上,這讓她“當時多少有些不適應”。 事情說來也簡單:2009年12月最後一周,陸平主持的學校“公民養成中心”,接連舉辦了兩場活動。學生們覺得這周活動安排過於密集,而上一周卻什麼活動也沒有。於是,在每月末的學生會例會上,有學生會的幹部當著校長的面,對此直接表達了不滿。 按照會議的程序,接下來,陸平便向學生解釋,原本安排義賣活動的第三周,恰好趕上初中學生的月考,為了不耽誤考試,才作了這樣的調整。並且,她向學生表示,“中心以後在安排活動的周期上,一定會注意頻率和方式”。 作為每月一次例會的參加者,陸平直言自己“有壓力”,因為“你不知道孩子在會上會說什麼”。 的確,這樣的會議已經舉行了將近5年,在與會教師和學生們的回憶裡,會議上的議題五花八門。從“室內球場的通風條件不好”,到“學校魚池的換水不夠及時”;從“教師拖堂,沒有按時下課”,到“初三的課程過多,占用了學生社團的活動時間”;從“集會散會後的地面紙張無人清掃”,到“檢查廁所衛生的學生,最好注意性別”,幾乎囊括了學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細節。 最為“尖銳”的時候,學生甚至直接對校長本人提出了批評。 有一次開會,李慶明不斷地接聽手機,有學生便提出:“希望校長能夠尊重我們,開會的時候不要打手機。” 李慶明只得放下手機,向學生們解釋,剛才的電話,是為了去落實學生們提出的建議。但從此以後,他開會時都把手機調成了靜音。 這樣的監督與批評,不僅僅發生在學生會的例會上,而且發生在許多更為大型的公共場合。在某次周一的早會上,有學生會記者團的播音員播報了一個小記者寫來的稿件。稿件中稱,上周的升旗儀式上,有幾位老師在交頭接耳,“希望這幾位老師能夠尊重國旗”。 更令人吃驚的是,記者團並非只會批評,孩子們“居然也懂得鬥爭策略”。在時隔一周的周一集會上,記者團的播音員又播報了一篇稿件,文中稱,“在上一周的集會中,那幾位老師沒有再出現交頭接耳的狀況,這說明他們虛心接受了批評,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學學習”。 看著這些“小屁孩兒”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嚴肅認真的大人樣子”,陸平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搞笑”。 在她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幕在成年人看來頗為有趣的場景:有一次會議時間延長了,一個三年級的學生會幹部,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手表,然後舉手說:“校長,會議的時間已經到了,你看我學習也很忙,我媽媽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嗎?” 但在覺得有趣之餘,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這所學校裡,師生關係確實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改變”。她甚至會用“公民社會”和“臣民社會”的區別,來解釋這種變化。 “以前的孩子很順從,將就老師,而老師也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釋,”她說,“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也是為學生服務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開透明,讓接受服務的人滿意,這不是很好嗎?” 而在李慶明看來,這種新型的師生關係,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標之一:“我們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鼓勵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這才是公民教育的應有之道。” “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慶明是一個公認的“爭議人物”。 在學校老師和朋友們的眼中,這是個“精力超人、多才多藝”的校長。他能用意大利語演唱“具有專業水準”的歌劇,還能畫一手漂亮的鉛筆畫;上大學的時候,他的100米能跑出11.2秒的成績,至今仍是那所高校無人能破的紀錄。在學校裡,大到各種規章制度的確定,小到校門口張貼的標語上的標點符號,事無巨細,他都親自過問;同時,他還兼任著一本全國教育類期刊的執行主編;一忙起來,這個50歲男人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在椅子上打幾分鐘的盹,又精神抖擻。 但在許多教育局的領導和同行眼中,這又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類”。在深圳教育界,他有著“瘋子”,“狂人”的外號,每年,圍繞著他的去留,都有諸如“死定了”、“馬上就要被調走了”之類的傳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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