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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梁從誡:文革中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

http://www.CRNTT.com   2010-11-04 13:46:53  


 
  “自然之友”給時任國務委員的宋健寫信,很快,宋健等做了批示,這片森林得以留存。美國《新聞周刊》將此事視為中國環保運動由官方向民間轉移的分水嶺。此後,為了保護藏羚羊,1998年,梁從誡給來華訪問的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寫信,並在當天獲得回覆。

  曾有很多企業界的會員和朋友勸梁從誡充分利用“自然之友”的品牌,但他堅持要保持目前的形式,即完全依靠社會捐助,“我們認為非營利組織一旦營利就會出問題,這種教訓很多。我們寧可過苦日子,也不能去掙錢。”

  在中國急速發展的現代化大潮中,梁從誡似乎是過時的舊人,衣服舊,騎自行車,用手帕,自己帶筷子,不看電視……但在另一方面,他和祖父、父親一樣,有著遠遠超乎現實的敏感意識,如馬寅初提到的人口問題,始終是他認為中國目前最突出的環境問題。

  梁從誡用歷史學縱向的分析來看:300年前中國人口不到1億,100年前4億多,58年時毛澤東的詩詞中寫道“六億神州”,現在人口13億多;人多人均資源就少,“中國政府應該改變發展模式,以G DP為經濟發展唯一的量化指標是極其不合適的。”(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在中國,環保先驅卡森的《寂靜的春天》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學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靜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之後,才開始引發讀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2007年12月,為紀念卡森百年誕辰,上海譯文出版社又重新翻譯出版,梁從誡在序文中坦言,中國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其實要比上世紀60年代卡森筆下所描述的情景更為嚴重,當代中國人必須在追求富裕和保護環境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他感慨道:“本來,按一般常識來說,後發展國家理應避免走別人已付出過代價的彎路,但是,中國卻重複了,並仍在重複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後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還是個問題……人類第一次專門為環境問題而舉行的國際大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是《寂靜的春天》初版十年後的1972年召開的。那時中國剛剛恢復聯合國席位,收到了這次會議的邀請。而當時國內的宣傳口徑是:環境問題是資本主義典型的社會弊病,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夠承認也有環境污染問題呢?以致當時中國政府甚至考慮過是否派團出席。”梁的同齡者自然會有印象,屬於那個時代的夢想之一曾是:從天安門城樓望下去,要處處都是煙囪。

  梁從誡的血液里,似乎流動著家傳的剛直與執拗,直言之時,他完全不像生活中那樣淡然平和。他反對在怒江上建壩,曾引起過爭論;他“敬畏自然”觀念,也曾遭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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