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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迷信權力的辛亥革命不會徹底

http://www.CRNTT.com   2011-06-24 14:54:31

第三股力量是體制內部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勢力。在晚清，北洋代表著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別是袁世凱，如日中天，是國家重臣，幾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當時代表著一個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動者，在新政當中也是撈足了好處，通過編練新軍，整個北洋成為當時最大的實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清朝的最後十年，他們在權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尾大不掉，成為清廷擔驚受怕的異族勢力。當慈禧去世，小皇帝溥儀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將袁世凱打入冷宮，“回籍養屙”。袁世凱雖身處鄉野，卻時刻窺探著局勢變幻，準備有機會東山再起。雖然袁世凱被削下去了，但北洋這股勢力還在，還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練兵帶出來的，這股力量具有極大的顛覆性。 　　晚清清廷迫於形勢搞新政，但是改革也從潘多拉的盒子裡釋放出了三個魔鬼，這三股力量釋放出來後，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話說，這叫做“參與爆炸”。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由於社會流動的加強，就會形成參與感的加強，最後會形成“參與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參與的壓力。這個時候，它會考驗統治者的智慧。倘若統治者明智且有魄力，當順應時勢，通過立憲，將新政所釋放的動力，引入憲政的池子，讓他們到國會裡面去相互競爭，從而以制度轉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穩定。然而，氣數已盡的清朝最後一代統治者，敢於搞新政，卻沒有勇氣開放政權，面對日益高漲的參政壓力，最後來了個倒行逆施，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以壟斷權力。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動員起來的政治力量，不說民間的反滿勢力，即便是溫和的士紳階級和權力中心的北洋勢力，也從此心懷異心，謀求突變。 　　對新政最不滿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們本來希望朝廷能順應潮流開放政權，提前立憲，搞國會選舉，結果卻來了個皇族內閣。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領袖是南通人張謇。他在南通辦紗廠搞實業，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領袖。張謇和湯化龍等人領導了三次請願運動。他雖然過去和袁世凱關係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訪了袁世凱。等到武昌起義一發生，清廷馬上召集袁世凱，要他率領北洋軍去討伐。袁世凱推三阻四，張謇一開始還是希望能鎮壓革命，後來發現這股勢力開始彌漫開來，決定轉向革命，張謇所代表的這股核心力量開始背棄朝廷。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個轉折。清廷這才如夢初醒，馬上宣布立即召開國會，實行虛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條信約”，宣布立即實行責任內閣、頒布憲法。原來立憲派提出的條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十九條信約”索性更進一步，是英國式的虛君共和。虛君共和雖然保留了清帝為君主，但他只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性權威，而且其權威性不再來自天命，而是憲法，國家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以及由議會所選舉的責任內閣。但是，這個方案竟然沒有被接受，這個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沒有民國初年的亂局。三股力量中沒有一股力量願意接受這個方案。為什麼會放棄這個方案呢？這和中國傳統的觀念有關，中國的士大夫們受到中國古代政治傳統的影響，他們太崇拜權力了，以為權力就是權威，權力與權威在中國古代是合二為一的，皇帝既有權力又有權威，但是這兩者並非同一。權力是統治者的控制能力，權威是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二者在中國古代皇帝身上合二為一，因為皇帝是天子，中國古代最大的權威是秉承天命。當然，在中國古代政治裡，權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權威學者張灝教授的說法，中國古代政治有雙重權威，一重在皇帝那裡，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裡。皇帝掌握了政統，士大夫掌握了道統和學統。張謇這批人考慮的是天下不能亂，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權威的和平演進，而依然是一個可以安定全國的權力中樞。過去他們將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見舊主大勢已去，便轉向了實力派人物袁世凱，於是在共和的名義下導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戲。 “十九條信約”如果能夠實踐的話，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個虛君而已。但立憲派這些人太短視了，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他們還是迷信人的力量，錯過了從人治轉向法治的歷史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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