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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於歷史塵埃的辛亥女傑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14:52:53  


 
  呂美頤:她們多數接受過新式教育,是較早出現女性意識和民族意識覺醒的一批人,但覺醒程度因人而異。一種是比較激進的,在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積極投身社會變革和政治鬥爭的同時,較早意識到女性應該有自己的權利,並創辦女學、女報、女子團體,參加女權運動,追求男女平等。這類女性屬於覺醒程度最高的,比如秋瑾、張竹君、尹維峻與尹銳志姐妹、唐群英等。第二種是女性意識比較強烈,但沒有直接參加革命活動,而是積極從事婦女運動,活動於文教衛生事業。還有一些女性,思想比較開放,但由於自身或家庭原因,很少直接參加社會活動,比如單士厘(錢玄同的長嫂、外交家錢恂的夫人)。

  知識女性的出現,與社會環境變化及其個人際遇有關。20世紀初中國湧現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潮流,應運而生的新型知識分子群熱衷於研究和傳播西方政治學說(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天賦人權與進化論),並以此宣傳婦女解放和西方女權思想,比如馬君武翻譯的《斯賓塞女權篇達爾文物競篇合刻》,金一(金天翮)所著之《女界鐘》,後者更因此被譽為“中國女界之盧騷(即盧梭)”。而女子教育此時雖處於起步階段,但在新政推動下覆蓋面較廣。一些女校甚至成為鼓吹女權、鼓動革命的陣地,其中蔡元培在上海創辦的愛國女校,不僅宣傳反滿革命,還為實施暗殺在化學課上教授製造炸藥。此時,女子報刊約40多種,女子團體也有40多個,學校、報刊、社團影響了很多女性。而家庭與親屬的影響,也是促使女性覺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陳擷芬跟隨父親陳範,林宗素、方君瑛跟隨兄長林獬、方聲洞參加了革命。此外,官紳或富商家的寡婦,如徐宗漢、徐慕蘭、梁綺川、宋銘黃、莊漢翹等,則因個人遭際不幸而改變了人生。

  新民周刊:為什麼年輕的知識女性熱衷於易裝,甚至從事暗殺、製造炸彈等危險激進的革命行動?

  呂美頤: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當時的女性對於婦女解放的認識,往往是把男女平等理解為男女都一樣,視男子為榜樣,極力效仿男性的強壯威猛,於是就出現了擬男傾向,即所謂的男性化。二是20世紀初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無政府主義主張以破壞、爆炸、暗殺等激烈手段反對專制,歷史雖然早已證明這條路行不通,但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卻視此為推翻清政府的捷徑,極為推崇,包括蔡元培等人,比如高度贊譽俄國無政府黨領袖蘇菲亞暗殺沙皇的驚天舉動。這一思潮也波及到了女性,秋瑾、方君瑛、吳木蘭等人留學日本時,參加了俄國無政府黨人製造炸彈的培訓,有的還參加了暗殺團體,甚至直接參與了暗殺攝政王載灃和廣州將軍鳳山的行動。在婦女解放的問題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也非常激進,他們認為家是萬惡之源,主張毀家革命,主張與男性為敵,通過不與男性結婚等來復仇、複權。不過,作為無政府主義的喉舌的《天義報》也是國內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報紙,曾節譯過《共產黨宣言》的序言。

  無奈的結局

  新民周刊:為什麼女軍從北伐戰場歸來,廣受贊譽卻難逃被解散的命運?是解散直接導致了部分女子領袖轉而參政嗎?

  呂美頤:這裡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層原因。表面來看,當時組織女軍主要是為了北伐,但是南北議和後,戰局告一段落,女子國民軍、敢死隊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再加上當時西方列強並不支持孫中山,對其實行經濟封鎖,南京臨時政府因經費極端困難,而大力裁減軍隊縮減開支,女軍首當其衝。於是,個別女軍轉型為女子學校,大部分女戰士則被遣散,自尋出路。至於深層次原因,在於辛亥革命對傳統性別制度的衝擊有限。當時的社會本質上還是男權社會,女性重新回歸家庭實際是社會對女性的一種選擇。促使激進女性轉而爭取參政權的原因很多。首先,無論在東西方,參政歷來都是婦女運動的既定目標。其次,此時出現了難得的歷史契機——南京臨時政府正著手制定《臨時約法》,她們幼稚地認為,參加革命使她們擁有了爭取權利的資本,可以將自己的權利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是促成女子參政運動的時代因素。在我看來,法律是性別制度的變革最高層次(社會規範如家規、族規等次之,然後是人們的習慣,最低層次是女性的自我認知),也是最難以觸動的地方。而能否達到參政目的,不僅和婦女運動的成熟程度有關,還與社會發展的程度相關,社會能否接納是女性參政運動成敗的關鍵。

  新民周刊:當時的輿論尤其是革命男性對於女性參加革命作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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