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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普京大帝”歸來

http://www.CRNTT.com   2011-09-30 10:11:01  


 
策略的普京 

  政治面貌模糊也許正是普京的策略之一。有人評論說普京實際上走得比葉利欽還遠,但是手段很巧妙,講究策略和善於使用政治手腕。他的特點是冷靜、理性,不像典型的俄羅斯人的性格,從不做情緒化的表露。他“只幹能做的事,不說想幹而幹不成的事”,不像葉利欽那樣性情,那樣蠻幹。比如2007年一年他就悶聲不響地先後解決了葉利欽要做沒有做成的幾件大事:促成俄羅斯紅白東正教的合併;把國內戰爭時期白衛將領鄧尼金的遺骸和20年代被蘇俄驅趕出境的“反動哲學家”伊林的遺骸迎回國內隆重安葬。 

  有媒體評論說:普京最大的特點是“會變戲法”、會表演“障眼法”,常常扣進帽子的是一個人,打開帽子就變成另一個人。2006年,他講從總統位子上退下來以後,要組織一個反對黨,坐在那裡罵政府。後來又說退位就當杜馬主席。再後來又放風說可能當下一任總理。僅在“繼承人”身上,他就玩了無數花樣,先後推出過四位“可能的總統競選者”,搞得撲朔迷離難辨真假。2007年則來了個“梅花三弄”:最先進入大家視野的是伊萬諾夫,2007年年初伊萬諾夫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就連久加諾夫也把他當作自己2008年3月總統選舉的競爭對手。普京卻在2007年9月突然任命祖布科夫為政府總理,種種猜測蜂擁而至,有人說選中年齡偏大的祖布科夫,是為了方便離去的普京再回來接任,也有人認為,普京在自由派與強力部門之間擺不平,幹脆找一個忠誠的第三者取而代之。然而到年底普京終於亮牌:原來他推的是梅德韋傑夫——一個比前兩人帶有更多自由派色彩的少壯派。每一次普京的放風都是聲東擊西、暗藏玄機,以至於坊間都說,普京要指著一塊石頭當“欽定繼承人”,那石頭都會獲得30%以上的選票。 

  普京的策略還表現在使反對黨不成氣候。政權黨“統一俄羅斯”由於實力雄厚,始終保持著40%的支持率。另外普京也像葉利欽1995年大選時促使雷布金組建中左一樣,在2006年10月一手操辦了一個“人造中左”政黨,他促成把“祖國黨”、“退休者黨”和“生活黨”組建成“公正俄羅斯”,2007年2月普京對“公正俄羅斯”表示祝賀時第一次公開承認,“公正俄羅斯”是當今俄國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個“人造中左”的政黨,從它組成時起就得到有克裡姆林宮及其地方政府背景的財政支持,在2007年3月地方立法會議選舉中募集的競選基金高達4.29億盧布,僅次於“統一俄羅斯”的6.15億盧布,(俄共的競選基金是2540萬盧布)。“公正俄羅斯”成立以來就一直為普京的第三次連任呐喊,黨主席米羅諾夫多次要求修憲,將總統任期延長至5-7年。由於普京明確表示不參加2008年總統選舉,米羅諾夫5月24日又在聖彼得堡發表演講,說總統任期的延長應該從2012年開始,而2008-2012年的總統任期仍是4年。也就是說,米羅諾夫的這一呼籲是專門為普京在下一任期重返總統職位提出的。 

  這個黨最大的矛盾在於,一方面對“統一俄羅斯”持反對立場,另一方面又全力以赴支持普京,誰都知道,統一俄羅斯是普京的黨,是政權黨,普京和統一俄羅斯是分不開的,“公正俄羅斯”的反對黨面目不明擺著是給普京唱紅白臉的做戲和矯情嗎?普京的用意很明顯,試圖以自由保守主義的“統一黨”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公正黨”來建立起二元制衡的議會政治。

不成氣候的俄共 

  俄羅斯真正的反對黨分左右兩翼,目前右翼弱小,有實力的反對派當屬左翼的俄共。俄共在葉利欽時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後,俄共在外部逆境和內部鬥爭中每況愈下,黨員人數從50多萬降到18.4萬人,這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 

  久加諾夫在答《真理報》記者問時說:“一個脫離了民族精神根基、脫離了現實經濟和政治形勢的黨在俄羅斯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然而,他最大的困惑恰恰在於又要繼承俄羅斯傳統,又要繼承蘇共的衣鉢,而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們公開宣布,信仰宗教並不妨礙參加革新的俄共,俄共尊重東正教會,因為沒有東正教會俄羅斯的歷史是不可想象的。”“蘇聯與蘇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它斷送了國家,導致國家上層的腐敗和變質,直接出賣民族的利益。因此我們主張多種成分的經濟,但把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形式放在優先的地位;我們主張多元的政治制度,準備通過公開的、誠實的政治鬥爭證明自己的思想,我們主張公開性。”這些話表明這位俄共領袖看到舊的教條已經沒有前途。但是新的目標又在哪裡? 

  俄共的每況愈下和它沒有任何理論創新有關。死守“民族主義”這張最後的“王牌”,是俄共無所選擇的選擇。有一個公式說,俄共主張的全部內容是:“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東正教”。但是俄共的民族主義本來就面臨著日裡諾夫斯基自民黨更為極端的民族主義的競爭,而在不那麼極端的層次上,普京的“強國主義”又瓜分了它的資源,難怪俄共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俄共的萎靡從根本上說還是由於普京時代俄國“魏瑪化危機”的緩解乃至近於消除。葉利欽時代俄共的興盛主要由於人們不滿當時的混亂,而不是真的看好斯大林體制。混亂結束,俄共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如果它不能順利轉型為社會民主類型的政黨,可以想見其前途不會樂觀。 

  然而,在普京過於強勢而其他反對派又無力抗衡的情況下,俄共再垮也不會垮到哪裡去。2007年12月大選時,一位投了俄共票的女士就對媒體坦言,她並不認為俄共比“政權黨”好,但權力的天平不能太過傾斜,普京再偉大也要有人制衡。可以預言,隨著“懷舊的老人”逐漸離去,俄共的前景不能不更多地指望類似這位女士的人。而這種投票者的增多固然是俄共的希望,難道不也是俄國政治文明的希望嗎? 

  今天,面對人們對普京權力過大的擔心,作為反對黨的俄共最可能打的就是“民主”牌了。雖然俄共仍然埋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斷送了蘇聯,但是今天俄共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公開性”。在2005年10月的俄共“十一大”上,久加諾夫宣稱如今的俄國“確立了波拿巴主義制度”,因此今天俄羅斯的任務並不是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需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改革——改變波拿巴主義制度”。在這種形勢下俄國“首次形成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派”,而這是對俄共有利的。儘管堅持以自由主義為頭號敵人的俄共原教旨主義派別並不同意這些話,但他們有什麼牌可出?按照目前的趨勢,如果有一天俄國出現俄共與自由民主派以“民主牌”聯手抗衡“新沙皇”支持的“政權黨”,筆者不會感到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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