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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望：抗戰期間的中國教育奇跡

http://www.CRNTT.com   2012-11-17 09:53:19

蔣介石等人力排眾議，認為國防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初等教育：以鄉鎮地方財政50%為主要經費來源；抗戰結束時後方入學率維持在50%以上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8萬，抗戰結束時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借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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