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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法治需要“新公民觀念”

http://www.CRNTT.com   2013-01-17 11:19:42

確立新公民觀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美國為例，1868年通過了關於公民身份的憲法第14修正案，但是直到1875年，最高法院仍在Minor v. Happersett案中判決婦女沒有公民投票權，首席大法官說：共和主義的 “公民”與“國民”和“居民”是同義詞，“表達的是一個國家的成員的意思，如此而已”。美國憲政專家別克爾說：“公民的概念在美國憲法構建中只起極小的作用。……最初憲法所約束的政府與人民或個人的關係……只涉及政府與人民之間，或人民之間，不涉及政府與作為法律概念的公民之間的關係。” 　　人民是一個自然概念，而公民則是一個由法律構建的概念，在任何國家裡都有人民，但只有在公民權利得以落實和成為基本政治現實的法治國家，才有真正的公民。18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對美國的憲政法治理念有過重大的影響，他的《政府論，下篇》雖然沒有正式討論“公民”（那時候的人民都是國王的“臣民”），但還是強調，“臣民”也是一個受制於法律的自由個體，“既然一切人自然都是自由的，除非他自己同意，否則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於任何世俗的權力”。 　　一個自由的人同意受制於政府的法律，因為法律是公正的，能夠以一視同仁的方式對待所有的人，這種個人同意與法律的一致便成為“公民”身份的精髓。沒有公正的、人人平等的法治就沒有具有實質意義的公民，要講公民，先得有這樣的法律制度的現實條件。公民平等因此成為真假法治的檢驗標準。 　　美國並不是因為有了憲法便成為一個今天意義上的憲政法治國家。1854年的“人民訴豪爾”案便是一個例子。喬治.豪爾是個白人，因謀殺內華達州華人礦工Ling Sing，經三位華人的做證而被定死罪。豪爾不服，認為自己是白人，應該受到保護，不受華人對他的有罪證詞的影響。他援引了當時的兩條法律規定，第一是民事訴訟程序規定，在案情涉及白人時，“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得作為證人。第二是刑事訴訟程序規定，“黑人、混血人士和印第安人”不得作為不利於“白人”的證人。豪爾爭辯道，華人不得就白人犯罪與否做證是包含在這兩條法律中的。 　　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穆瑞裁決華人證詞無效，豪爾無罪釋放。穆瑞對此案的判決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華人對白人的證詞屬於因身份問題而被排除之列，因為現有的法律，“按照任何合理的解釋，排除任何非白人（的證詞）”。第二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的種族，在本質上較為次等，智能發展有限，而且他們在語言、意見、膚色和體格與白人都不一樣，與白人在本質上有無法超越的鴻溝，因此他們無權做證去結束任何美國公民的生命，也無權參與美國政府事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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